高校性教育现实的南京样本：有老师一听是性普及讲座就不批准

2016年12月1日是世界第29个艾滋病日。

当天中午，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四五六食堂门口出现了一个写有“携手防艾，守护青春”的展板。不少南京大学红十字会的学生在附近发放预防艾滋病的宣传手册，并联合南京大学校医院进行相关问题的咨询。虽然中午时分的食堂门口人来人往，也有红十字会的学生工作人员装扮着成皮卡丘来“吸睛”，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观察到大部分学生还是只是远远地观望了一下活动，便径直走向食堂。

南京大学前青春健康教育社团负责人、前红十字会技术部部长彭不同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说，大学生防艾面临的是更加实际的问题是，“遇到难言之隐，该找谁诉说，或者该找什么样的人医院和医生？”“我的第一次要怎么进行，我该怎么保护自己？”“我如果是单身狗该如何解决自己生理需要，而在解决这些生理需要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需求确实存在。不过，同伴教育的社团负责人和志愿者们面临的更大问题是，花费很大经历准备好的一场性知识普及讲座常常只有几十位、甚至个位数的听众；更令人沮丧地是，一些学院的老师一听是做性教育的就不同意、不批准，要么就是有老师旁听，限制讲课的内容。

南京高校用同伴教育的方式普及性和生理卫生知识，在全国开展得相对较好，但上述问题或多或少都存在。“我们不同高校之间的志愿者也常常互相交流，会想方设法做好方方面面的沟通，用大家更能接受的方式开展活动。”彭不同表示，社团组织者和志愿者们比较一致的态度是：坚持、不放弃。

一场讲座，千人报告厅只来了54名学生

11月13日，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地科楼A125的大报告厅，不少同学围坐在台前的空地上，每人都分到了一根香蕉、一只安全套。这是一场正在进行的有关性教育的同伴教育，也是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2016级实验班团组织生活的一部分。

同伴教育是指由年龄相仿、知识背景兴趣爱好近的同伴朋友来进行知识的传播和意见的表达，使人更愿意接受。在政府部门和NGO（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下，同伴教育目前已成为我国青少年性教育、防艾宣传的一种模式。

当天同伴教育的主持人是南京大学2013级新传院的魏泊静，她是南京大学红十字会的前副会长。现在已经大四的魏泊静从大一开始，已经主持了二十几场同伴教育了。

当天，能容纳千人的报告厅只到了54位听众。为了交流方便，大家围坐在讲台周边，近距离听讲。魏泊静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场面，这类讲座能有几十人、上百人参加已经是很不错，不足10位听众的场景也常常见到。

即使面对只有9个人时，魏泊静说她也可以很坦然地面对，她说：“人少也有人少的好处，因为这样可以和每个人更深入地交流。”

11月30日，魏泊静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说，当时在场的学生有的比较主动，撕开安全套的包装三下五除二地就给香蕉戴了上去，有的则显得很羞涩，手里捏着安全套的小包装袋不知如何是好。

每个在场的学生一根香蕉、一只安全套，这几乎是此类同伴教育的标配，魏泊静说，因为这样做学生的参与度比较高。

“有些学生认为避孕套怎么用，不需要教啊，回去仔细看说明书就可以了，但是，亲手实验，不是比在你‘激情迸发’的一刻还要急着去看说明书效果要好的多吗？”彭不同说。

除了给香蕉带避孕套，每次进行同伴教育活动，魏泊静还会设置一些小游戏，比如用“你画我猜”这样的破冰游戏借机宣传一些性知识，用“谣言粉碎机”这样的游戏来介绍艾滋病知识。

“不同的主持人有不同的风格，活动形式也并不是死板的，同伴教育的形式一直是比较灵活。”彭不同介绍说，“我自己对游戏没有这么侧重，更多的是设置一些小组讨论的环节，我不光想教大家一些知识，而且想让大家学会面对这些问题时应该怎样思考。”

“此外，对同伴教育主持人有一个很基本的要求就是，我们对学生的行为不评论，不支持，不反对，你做就做，这是你自己的选择，我们不干涉，但是需要保护好自己。我们只是进行一些知识的科普。”彭不同说。

普及性知识有人需求，还有同学觉得“恶心”

据魏泊静介绍，同伴教育主持人们除了参加学校红十字会的培训，还都参加过省市区甚至国家计生协的培训，另外还有一些校外NGO的培训。

魏泊静说自己一般会在做同伴教育时播放一些公益的视频短片。这些短片多以第一人称叙述故事，或是艾滋病感染者、或是同性恋人群，绝望、排斥、温暖、希望在每一段故事中都交杂着。

“‘一滴精十滴血’这种说法完全是唬人的；每天打十次‘飞机’只要体力能吃得消完全没问题；还有女生最好不要用隐私部位沐浴液，因为会破坏阴道的酸碱平衡，男生不要穿过紧的内裤。”据彭不同对澎湃新闻介绍，这些内容也经常会出现在同伴教育的活动当中。

“我大一的时候参加过同伴教育活动，后来也参加过同伴教育主持人的培训，说实话我是没有感觉到难为情或者尴尬，因为对于我来说这是非常感兴趣的领域，我希望能够通过同伴教育来学习和吸收新的知识和观点。“南京大学大二的学生黄小芳（化名）对澎湃新闻说。

还有很多参加过同伴教育的同学对澎湃新闻表示，他们感觉同伴教育内容有趣，尤其是互动性特别强，很容易让参加者融入其中，内容也不会像他们在中学时期上过的生理健康课那样只是局限于“男生和女生在青春期身体会出现什么不同”。

南京大学鼓楼校区内恋爱公开课的宣传展板澎湃新闻记者韩晓彤图

与此同时，也有些反对的声音，“感觉完全接受不了。” 一名女生对澎湃新闻表示，看完“感觉恶心的要吐了。”

另一位自称中学期间就“博览群书”对性知识有着充分了解的同学则认为，同伴教育讲的内容太肤浅，全部都包括在他原有的知识体系之内。

求开讲场地不易：有老师一听是做性教育就不批

12月1日中午12点左右，澎湃新闻记者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四五六食堂门口随机问了15名路过食堂的学生，仅有3人听说过同伴教育、1人参加过同伴教育的活动，听了澎湃新闻记者的介绍后表示对该活动不敢兴趣也不会参加的学生有2人。

事实上，同伴教育在南京大学一直属于“根正苗红”的学生活动，一般以南京大学红十字会与院系团委合作团组织生活的形式展开。

南京大学红十字会由南京大学校团委和校医院共同指导，下设技术、宣传、联络等部门。安全套等物资、宣传教育的资料和主持人学习培训等都需要经费，南京大学计划生育办公室与中国计生协、玛丽斯特普等NGO 组织联系申请项目，提交策划书后可以获得数量可观的资金和物资。此外，省市计生协以及隶属街道也给予了避孕套、交流培训以及经费等支持。

然而“根正苗红”的背景并没有减轻同伴教育的活动阻力，“尽管姿态放得很低，但能否合作还得看各个院系的情况。” 魏泊静说，“一些学院的老师一听是做性教育的就不让、不批。到最后，要么就是我们自己找活动场地，要么就是有老师旁听，限制讲课的内容。”

为此，魏泊静决定于12月2日18点30分在南京大学校内，配合校红十字会专门面向学校基层团干部开展一场示范性的同伴教育。魏泊静说：“至少先消除一些他们对活动的误解吧。”

黄小宁（化名）是受邀参加的团干部之一，今年读大一的她说，对于同伴教育的内容很期待也很好奇，但是她并不能确定听完会向所在的院系里的同学推荐，因为感觉这毕竟还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

经过长期的沟通，魏泊静发现沟通其实也要讲究一定的方法和技巧：与老师沟通要强调红十字会的资历和口碑，主要宣传预防艾滋病等生理保健知识。而与同为学生的团支书沟通起来就轻松得多，“流产”这些词也并非不可触碰。而彭不同则说，要用劝说父母接受的语气和方式来劝说辅导员，“如果父母都可以接受，那么比他们年轻得多的辅导员一般也可以接受。”

性教育科普志愿者常面临“断层”窘境

断层和后继无人是同伴教育面临的另外一层困境。

彭不同介绍称，现在学校里面能够担任全套同伴教育活动的主持人仅有5名学生，而其中除了一名大二的学生之外，其余的同伴教育的主持人都是大三、大四的学生。

彭不同承认这与他们在宣传上有过一些失误有关，“有些现在大二的学生在参加培训的时候才发现同伴教育主持人和他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他们感觉接受不了，所以就退出了。”

此外，还有一些同伴教育的主持人因为课业压力繁重而退出。黄小芳表示，她曾经满腔热血地想要在同伴教育上有所作为，但因考研升学的压力而选择退出。就连现任南京大学红十字会技术部部长的倪莫愁也表示，因为学业压力很大，她很少做同伴教育的主持人，但还在做很多组织方面的工作。

倪莫愁还对澎湃新闻表示，有些同伴教育的主持人在接受培训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尴尬，比如认为用香蕉和安全套现场演示很尴尬，希望可以利用视频之类的途径来替代，“但是我们还是会要求主持人尽量从自己开始就避免这些尴尬”。

让魏泊静略感欣慰的是，虽然现在大二年级同伴教育的主持人出现了断层，但是大一年级接受同伴教育主持人培训的学生数量可观，且积极性比较高。

南京大学仙林校区食堂四五六外的防艾展板澎湃新闻记者韩晓彤图

“我刚刚开始做部长的时候也曾心怀大志，但是后来发现，我可能真的只能做到性教育最基本的推广。”彭不同略显无奈地说：“性概念和性话题并不是我给你说一次就有效，或者说我和你说一次就过关，而是一点一点潜移默化地影响的。”

彭不同和魏泊静一致认为，因为配合院系团组织生活活动时间的有限，让他们只能普及最基本的性知识，她们希望可以办更多的更深入的同伴教育，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普及这个程度之内。

对于更深入的同伴教育，她们有过很多设想，比如进行“蜜聊”，让有相同经历的学生在比较私密的场所例如咖啡馆以沙龙的形式进行对话。不同于普通的闺蜜间相互聊天，这种“蜜聊”的主持人需要受到过专业的性教育培训，拥性教育方面的专业知识的。

倪莫愁说因为有些隐私的话题，只有人少的情况下才能放得开，“比如说把有堕胎经历的女生集合在一起，她们很容易相互间敞开心扉。”

然而设想一直只是是设想，基于场地限制内容很难被批准等原因，“蜜聊”目前还没有进行过线下活动。

倪莫愁说他们不但没法进行更进一步的性知识的普及，就连最基本的同伴教育也经常遭遇层层阻碍，比如有辅导员向他们提出，他们做的同伴教育的内容仅限于防范艾滋病就够了，不希望他们加入其它的内容。

“在主流的观念里，性还是比较隐私的概念，阻力还是有的。”倪莫愁说，“现在还是有很多学生看到安全套会比较尴尬，甚至看到安全套就会躲着走。”

倪莫愁说也有一些有特定困惑的学生来找他们，他们就会推荐更权威和专业的解决渠道。

争议：有专家认为同伴教育会造成知识递减

彭不同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澎湃新闻记者韩晓彤图

据彭不同介绍，同伴教育在南京的其他高校也有进行，南京的高校间每学期都会进行一到两次交流，不同的学校的同伴教育有不同的特色，比如南京师范大学同伴教育的主持人最多，南京医科大学同伴教育的专业度最好。而据她了解，南京高校的同伴教育应该是全国做的比较好的。

据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全媒体中心在今年11月20日到11月26日针对针对该校580名学生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近95%的学生认为高校有必要开展性教育，有56.21%的学生表示遇到性方面的困惑会向同龄好友交流，而仅有23%的学生表示曾在大学里面接受过性教育。

据内蒙古科技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版）2014年5月26卷第5期《大学生性教育状况的调查与分析》华东、华北、华南、华中、西南、西北、东北等七个区域的46 所大学生样本，大学生在面临性困惑、性冲动、手淫、两性交往等相关问题时，需要向性教育者倾诉，寻求性知识方面的帮助。在问及“谁能给他们提供丰富有用的性知识”时，50.56% 的男生和39.06% 的女生首推“同学朋友”。

12月1日，著名性学专家、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彭晓辉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同伴教育是一种想要节省资源、达到迅速立竿见影效果的教育方式，但同伴教育会使性知识在传递的过程中会造成失真，知识的完整性和真实性会衰减。

彭晓辉认为，性知识无法通过同伴教育达到完整的传递，甚至无法通过同伴教育达到最基本的科普，只起到引起人们重视的作用，或者说只能就某一个知识展开相应的活动。他表示，性学是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性知识需要专业的人员来教授，而同伴教育只能让人们更加重视性教育。

当日，南京大学医学院副院长方容海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称，现在大学生有性生活是很正常的一种行为，性并不是一种不好的东西，希望大学生们能够对性有正确的认识。

方容海介绍说，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研究中心主任费俊峰老师与心理健康教育与研究中心的徐花老师、社会学院的吴作富老师共同担任一门公选课“大学生心理健康学”的教授工作。这门课每周开设四次，一共八节课，共覆盖将近400人。在费俊峰目前的课程设置中，有一讲便涉及到性别角色的塑造、性取向、如何看待同性恋等问题；而吴作富也在两年的授课经历中发现，大家对两性与爱情的关系问题更感兴趣，使讨论更为聚焦。

据说新华社12月1日报道，长期从事性健康教育工作的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性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张玫玫说目前国内已有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数十所高校设有性教育选修课，但学校总数不多，开课的课时不同，效果也不同。有的学校能保证每周一次课，而有的只有邀请校外专家不定期开设讲座。课程内容也不一样，有的学校仅偏重于生理解剖和医学等专业知识。但实际上，性教育的内容很丰富，包括心理、审美、社会、安全等多个方面，对于较单一的课程内容，很多学生反映“不解渴”。

“我不希望因为性教育技术层面的加入，让年轻的男孩子女孩子觉得，做这个事情本身是有一些瑕疵的、不美好的，有人性的‘恶’在里面。”南京大学文学院辅导员姚斌对于性教育存在自己的担忧，她不愿因为潜在的危险影响年轻人们对于感情很美妙的看法。更重要的是，姚斌认为要从一个更大的两性关系教育的模式和体系入手，姚斌单纯来讲性教育，有点空中楼阁的意思。

对于姚斌的观点，彭晓辉表示赞同，他认为高校应该开设完整的性学课程，而且是以必修课的课程来进行，深入探讨两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