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灾防病指导：传染病控制

概 述

    自然灾害造成了人与其生活环境间生态平衡的破坏，构成了传染病易于流行的条件，因而，控制传染病便成为抗灾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灾害对受灾人群乃至整个国家的生产活动与生活产生重大的冲击，使灾害条件下的传染病控制必然带有与平时不同的特征，而灾害预防医学的这一部分则主要对这些特征进行阐述和探讨。

    自然灾害后，随着旧的生态平衡的破坏和新的平衡的建立，灾害条件所引起的传染病流行条件的改变还将存在一个时期，这种灾害的“后效应”是灾害条件下的传染病控制与其它的抗灾工作不同的一个重要特征。当自然灾害的直接后果被基本消除之后，消除其“后效应”将成为工作的重点，而且这种工作实际上将成为灾害条件下传染病控制的主要工作。

    对于不同类型的自然灾害，传染病控制工作也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可将灾害划分成突发性灾害，包括水灾，地震，火山喷发，海啸，台风等在短时期内造成重大损害的自然灾害；渐进性灾害，包括旱灾和现在已罕见的虫灾引起的饥荒等。后一类灾害由于没有对人类基本生活条件的突然冲击，传染病防制工作可以更为有组织地展开。

第一节 自然灾害对传染病流行机制的影响

一、饮用水供应系统破坏

    绝大多数的自然灾害中，都可能造成饮用水供应系统的破坏，这将是灾害发生后首当其冲的问题，常在灾害后早期引起大规模的肠道传染病爆发流行。

    在水灾发生时，原来安全的饮用水源被淹没，被破坏，或被淤塞，人们被迫利用地表水做为饮用水源。这些水往往被上游的人畜排泄物，人畜尸体，以及被破坏的建筑中的污物所污染。特别是在低洼内涝地区，灾民被洪水较长时间围困，更易引起水源性的爆发流行。孟加拉国水灾时曾因此而造成大量人群死亡。

    在地震时，建筑物的破坏也会累及供水系统，使居民的正常供水中断。这对于城市居民的影响较为严重。而且由于管道的破坏，残存的水源极易遭到污染。海啸与风灾时也可能发生这种情况。

    旱灾时，由于许多饮用水源枯竭，造成饮用水源集中。在一些易于受灾的缺水地区，居民往往需要从很远的地方取得饮用水。一旦这些水源受到污染，将会造成严重的爆发流行。如四川巴塘曾因旱灾而发生极为严重的细菌性痢疾流行。

    在一些低洼盐碱地区，水旱灾害还会造成地下水位的改变，从而影响饮用水中的含盐量和pH值。当水中的pH值与含盐量升高时，利于霍乱弧茵的增殖。因而在一些传统霍乱老疫区，常会因水旱灾害而造成霍乱的再发，并且有时延续较长时间。

二、食物短缺

    尽管向灾区输送食物几乎已成为救灾的第一任务，但当规模较大，涉及地域广阔的自然灾害发生时，局部的食物短缺仍然难以完全避免。加之基本生活条件的破坏，人们被迫在恶劣条件下贮存食品，很容易造成食品的霉变和腐败，从而造成食物中毒以及食源性肠道传染病流行的好发条件。

    水灾常伴随阴雨天气，粮食极易霉变。最近一次南方数省的大规模水灾，就曾发生多起霉麦中毒事件。当灾害发生在天气炎热的季节时，食物的腐败变质极易发生。由于胸制食品较易保存，在大规模灾害期间副食品供应中断时，腑制食品往往成为居民仅有的副食，而这也为嗜盐菌中毒提供了条件。

    食物短缺还会造成人们的身体素质普遍下降，从而使各种疾病易于发生和流行。

三、燃料短缺

    在大规模的自然灾害中，燃料短缺也是常见的现象，在被洪水围困的灾民中更是如此。

    燃料短缺首先是迫使灾民喝生水，进食生冷食物，从而导致肠道传染病的发生与蔓延。

    在严重的自然灾害短期内难以恢复时，燃料短缺可能造成居民个人卫生水平的下降。特别是进入冬季，人群仍然处于居住拥挤状态，可能导致体表寄生虫的享生和蔓延，从而导致一些本来已处于控制状态的传染病，如流行性斑疹伤寒等重新流行。

四、水体污染

    洪水往往造成水体的污染，造成一些经水传播的传染病大规模流行的条件，如血吸虫病，钩端螺旋体病等。但洪水对于水体污染的作用是两方面的。在大规模的洪水灾害中，特别是在行洪期间，由于洪水的稀释作用，这类疾病的发病往往并无明显上升。但是，当洪水开始回落，在内涝区域留下许多小的水体，如果这些小的水体遭到污染，则极易造成这类疾病的爆发流行。

五、居住条件破坏

    水灾，地震，火山喷发和海啸等，都会造成居住条件的大规模破坏。在开始阶段，人们被迫露宿，然后可能在简陋的棚屋中居住相当长的时间，并且造成人口集中和居住拥挤。唐山地震时，在唐山，天津等大城市中，简易棚屋绵延数一里，最长居住到一年以上。即使到迁回原居之后，由于大量的房屋破坏，部分居住拥挤状态仍将持续很长时间。

    露宿使人们易于受到吸血节肢动物的袭击。在这一阶段，虫媒传染病的发病可能会增加，如疟疾，乙型脑炎和流行性出血热等。人口居住的拥挤状态，有利于一些通过人与人之间密切接触传播的疾病流行，如肝炎，红眼病等。如果这种状态持续到冬季，则呼吸道传染病将成为重要问题，如流行性感冒，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等。

六、人口迁徙

    自然灾害往往造成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唐山地震时，伤员后送直达位于我国西南腹地的成都和重庆。在城市重建期间，以投亲靠友的形式疏散出来的人口，几乎遍布整个中国。而在现今的经济条件下，灾区居民外出从事劳务活动，几乎成了生产自救活动中最重要的形式。

    人口的大规模迁徙，首先是给一些地方病的蔓延创造了条件。历史上的一些著名的疾病大流行，如中世纪的黑死病，我国云南历史上最近一次鼠疫大流行，就是从人口流动开始的。

    人口流动造成了两个方面的问题。当灾区的人口外流时，可能将灾区的地方性疾病传播到未受灾的地区；更重要的是，当灾区开始重建，人口陆续还乡时，又会将各地的地方性传染病带回灾区。如果受灾地区具备疾病流行的条件，甚至可能造成新的地方病区。

    人口流动带来的第二个重大问题，是它干扰了一些主要依靠免疫控制的疾病的人群兔疫状态，造成局部的无免疫人群，从而为这些疾病的流行创造了条件。

    在我国，计划免疫已相当广泛地开展，脊髓灰质炎，麻疹的控制已大见成效，伤寒，结核病和甲、乙型肝炎的发病率也已开始下降。由于灾害的干扰，使计划免疫工作难于正常进行，人群流动使部分儿童漏种疫苗，这些状态均有可能使这类疾病的发病率升高。

    一些在儿童和青年中多发的疾病，人群的自然免疫状态在疾病的流行中起着重要作用。无论是灾区的人口外流，还是灾区重建时的人口还乡，都会使一些无免疫人口暴露在一个低水平自然流行的人群之中，从而造成这些疾病的发病率上升。#p#

第二节 自然灾害对传染病生物媒介的影响

    许多传染病并不只是在人类间辗转传播，除了人类之外还有其它的生物宿主。一些疾病必须通过生物媒介进行传播。灾害条件破坏了人类，宿主动物，生物媒介以及疾病的病原体之间旧有的生态平衡，还将在薪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生态平衡。因此，灾害对这些疾病的影响将更加深远。

一、蝇类的分布与密度

    蝇类是肠道传染病的重要传播媒介，它的挛生与增殖，主要由人类生活环境的不卫生状态决定。大的自然灾害总是会对人类生活环境的卫生条件造成重大破坏，蝇类的孳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地震过后，房倒屋坍。死亡的人和动物的尸体被掩埋在废墟下，还有大量的食物及其它有机物质。在温暖的气候条件下，这些有机成分会很快腐败，提供了蝇类易干摹生的条件。因而，像唐山地震那样大的地震破坏，常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出现数量惊人的成蝇，对灾区居民构成严重威胁。

    洪水退后，溺毙的动物尸体，以及各种有机废物将大量地在村庄旧址上沉积下来。如不能及时消除，也会造成大量的蝇类孳生。

    即使在旱灾条件下，由于水的缺乏，也会造成一些不卫生的条件，而有利于蝇类的孳生。因此，在灾后重建的最初阶段，消灭蝇类将是传染病控制工作中的重要任务。

二、蚊类的分布与密度

    在传播人类疾病的吸血节肢动物中，蚊类最为重要，与灾害的关系也最为密切。在我国常见的灾害条件下，疟疾和乙型脑炎对灾区居民的威胁最为严重。

    蚊的孳生需要小型静止的水体。因而，在大的洪灾中，行洪期间蚊密度的增长往往并不明显。但在水退之后，在内涝地区的低洼处往往留有大量的小片积水地区，杂草丛生，成为蚊类最佳繁殖场所。此时如有传染源存在，常会使该地区的发病率迅速升高。

    相反，旱灾可使一些河水断流，湖沼干涸，而这些河流与湖沼中残留的小水洼，也会成为蚊类的良好孳生场所。

    在造成建筑物大量破坏的灾害如地震与风灾中，可能同时造成贮水建筑与管道的破坏。自来水的漫溢，特别是生活污水在地面上的滞留，也会成为蚊类大量孳生的环境。

    灾害不仅会造成蚊类密度升高，还造成蚊类侵袭人类的机会增加。被洪水围困的居民，由于房屋破坏而被迫露宿的居民，往往缺乏抵御蚊类侵袭的有效手段，这也是造成由蚊类传播的疾病发病上升的重要原因。

三、其它吸血节肢动物

    在灾害条件下，主要表现为吸血节肢动物侵袭人类的机会增加。蚊类有时会机械地传播一些少见的传染病如炭疽等。人类在野草较多，腐殖质丰富的地方露宿时，容易遭到恙螨，革螨等的侵袭，在存在恙虫病和流行性出血热的地区，对人类的威胁增加。发生在森林地区的灾害如森林火灾迫使人类在靠近灌木丛的地区居住时，蜱类叮咬的机会增加，可能传播一系列的疾病如森林脑炎，莱姆病和斑点热等。

四、寄生虫传播媒介的分布与密度

    在我国，现存的血吸虫病的分布多处于一些易于受到洪涝灾害的区域，而钉螺的分布，则受到洪水极大的影响。

    在平时的条件下，钉螺的分布就随着水流的冲刷与浅滩的形成而不断变化。洪水条件下，有可能将钉螺带到远离其原来孳生的地区，并在新的适宜环境中定居下来。因而，洪涝灾害常常造成血吸虫病的分布区域明显扩大。

五、做为疾病宿主的家畜

    家畜是许多传染病的重要宿主，例如猪和狗做为钩端螺旋体病的宿主，猪和马做为乙型脑炎的宿主，牛作为血吸虫病的宿主。当洪水灾害发生时，大量的灾民和家畜往往被洪水围困在极为狭小的地区。造成房屋大量破坏的自然灾害，也会导致人与家畜之间的关系异常密切。这种环境，使人与动物共患的传染病易于传播。

六、做为疾病宿主的啮齿动物

    家栖的和野生的啮齿动物是最为重要的疾病宿主，其分布与密度受到自然灾害的明显影响。

    大多数与疾病有关的啮齿动物，营地下穴居生活，它们的泅水能力并不十分强。因而，当较大规模的水灾发生时，总的影响是使啮齿动物的数量减少，然而，部分啮齿动物可能利用漂浮物逃生，集中到灾民居住的地势较高的地点，从而在局部地区形成异常的高密度。在这种条件下，由于人与啮齿动物间的接触异常密切，有可能造成疾病的流行。

    由于啮齿动物的繁殖能力极强，在被洪水破坏的村庄和农田中通常遗留下可为啮齿动物利用的丰富的食物，因而在洪水退后，啮齿动物的密度可能迅速回升，在其后一段时间内，可能造成极高的种群密度，从而促使啮齿动物间疾病流行，并危及人类。

    相反，干旱可能使一些湖沼地区干涸，成为杂草丛生的低地。这种地区为野生啮齿动物提供了优越的生活环境，造成其数量的高度增长。曾有报道在这种条件下引起了人间流行性出血热的流行。

    地震等自然灾害造成大量的房屋破坏，一些原来鼠类不易侵入的房屋被损坏，废墟中遗留下大量的食物使得家栖的鼠类获得了大量增殖的条件。当灾后重建开始，居民陆续迁回原有的住房时，鼠患可能成为重大问题，由家鼠传播的疾病的发病率也可能上升。#p#

第三节 自然灾害条件下传染病的发病趋势

    由于自然灾害对传染病发病机制的上述影响，在自然灾害之后，传染病的发病可能呈现一种阶段性的特征。

    在突发性自然灾害发生时，首当其冲的是饮用水和食品的来源遭到破坏，因此，肠道传染病将是灾后早期的主要威胁。特别是水型爆发和食物中毒，往往累及大量的人口，应是灾后早期疾病控制的重点。

    大量的房屋破坏使大量人口露天居住，容易受到吸血节肢动物的侵袭。但由于节肢动物的数量和传染源数量需要有一个积累过程，因此，虫媒传染病的发生通常略晚，并可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人口的过度集中，使通过密切接触传播的传染病发病上升。如果灾害的规模较大，灾区人口需要在简易条件下生活较长的时间，当寒冷季节来临时，呼吸道传染病的发病也将随之上升。

    人口迁徙可能造成两个发病高峰。第一个高峰由于人口外流引起，但由于病人散布在广泛的非受灾地区之内，这个发病高峰往往难以觉察，不能得到相应的重视。当灾区重建开始，外流的灾区人口重返故乡时，将出现第二个发病高峰，并往往以儿童中的高发病率为特征。

    最后，灾后实际上是一个生态平衡重建的过程，这一时期可能要持续二、三年甚至更长一点时间，在这个时期内，人与动物共患的传染病，通过生物媒介传播的传染病，可能呈现与正常时期不同的发病特征，并可能具有较高的发病率。#p#

第四节 自然灾害条件下的传染病防治对策

    鉴于自然灾害对传染病发病的上述影响，自然灾害后的传染病防治工作，应有与正常时期不同的特征。根据灾害时期传染病的发病特征，可将传染病控制工作划分为四个时期。

一、灾害前期

我国是一个大国，常有自然灾害发生，一些地区则为自然灾害的易发地区。因此，在灾害发生前，应有所准备，其中也应包括传染病防治工作。

（一）基本资料的积累为了在灾害时期制订科学的防病对策，应注重平时的基本资料积累，包括人口资料，健康资料，传染病发病资料，主要的地方病分布资料，以及主要的动物宿主与媒介的分布资料等。这些都是制订防治对策的重要依据。

（二）传染病控制预案的制订在一些易于受灾的地区，如地震活跃区，大江大河下游的低洼地区以及分洪区等，都应有灾害时期的紧急处置预案，其中也应包括传染病控制预案。预案应根据每个易于受灾地区的具体情况，确定不同时期的防病重点。可供派人灾区的机动队伍的配置，训练和人员更新情况，以及急需的防病物资器材的贮备地点与调配方案等也应在颈案中加以考虑。

    由于自然灾害的突发性质，不可能针对每一个可能受灾的地区制订预案。应根据一些典型地区制订出较为详细的预案，以做示范之用。

（三）机动防疫队准备。由于自然灾害的重大冲击，灾区内往往没有足够的卫生防疫和医疗力量以应付已发生的紧急情况；在突发性的灾害面前，已有的防疫队伍也往往陷于暂时的混乱与瘫痪状态。因此，当重大的自然灾害发生后，都需要派遣机动防疫队伍进入灾区支援疾病控制工作。

    针对一些易于受灾的地区，应定期对这些机动队伍的人员进行训练，使其对主要机动方向的卫生和疾病情况，进入灾区后可能遇到的问题有所了解。在人员变动时，这些机动队伍的人员也应及时得到补充和调整，使其随时处于能够应付突发事件的状态之下。

（四）防病物资与器材的贮备为了应付突发事件，应当贮备必要的物资与器材，这些物资与器材应当定期检查和更新。应有必要的重复和纵深配置，以避免自然灾害突然发生时，贮备在灾区内的物资和器材全部受到损失。

二、灾害冲击期

    在大规模的自然灾害突然袭来的时候，实际上不可能展开有效的疾病防治工作。但在这一时期内，以紧急救护为目的派人灾区的医疗队，就应当配备足够数量的饮水消毒制剂和预防与处理肠道传染病的药物，注意发生大规模传染病的征兆，并适当处理，以控制最初的疾病暴发流行。

三、灾害后期

    当灾区居民脱离险境，在安全的地点暂时居住下来时，系统的疾病防制工作就应开始。以下几个方面应为工作的重点：

（一）重建群众性疾病监测系统 由于重大自然灾害冲击，抗灾工作的繁重以及人员的流动，平时建立起来的疾病监测和报告系统在灾后早期常常陷于瘫痪，因而，卫生管理部门及机动防疫队伍所要进行的第一项工作，应是整顿，并根据灾民聚居的情况重新建立疫情报告系统，以便及时发现疫情予以正确处理。监测的内容不仅应包括法定报告的传染病，还应包括人口的暂时居住和流动情况，主要疾病的发生情况，以及居民临时住地及其附近的啮齿动物和媒介生物的数量。

    应当注意的是，在灾害冲击下，疾病监测工作的精确性是无法与正常时候相比的，因而，要特别注意对病情及其它有关情况的核实，并经常进行检查和督促。

（二）重建安全饮水系统 由于饮水系统的破坏对人群构成最严重的威胁，应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首先恢复并保障安全的饮用水供应。

（三）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改善灾后临时住地的卫生条件，是减少疾病发生的重要环节，因此，当居民基本上脱离险境，到达安全地点开始，就应组织居民不断地改善住地的卫生条件，清除垃圾污物，定期喷洒杀虫药以降低蚊、蝇密度，必要时进行灭鼠。

    在灾害过后开始重建时，也应在迁回原来的住地之前首先改善原住地的卫生条件。

（四）防止吸血昆虫的侵袭 在居民被迫露宿的条件下，要将吸血昆虫的密度降至安全水平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预防虫媒传染病的主要手段是防止昆虫叮咬。可使用一切可能的办法，保护人群少受蚊虫等吸血昆虫的叮咬。如利用具有天然驱虫效果的植物熏杀和驱除蚊虫等，并应尽可能地向灾区调入蚊帐和驱避剂等物资。

（五）及时发现和处理传染源 在重大自然灾害的条件下，人口居住拥挤，人畜混杂等现象往往难于在短期内行到改善。因此，发现病人，检出并及时、正确地隔离与处理传染源是降低传染病发病率的基本手段。

    一些疾病，人是唯一的传染源，如肝炎，疟疾等，因此，在灾区居民中应特别注意及时发现这类病人，并将其转送到具有隔离条件的医疗单位进行治疗。

    但许多疾病不仅可发生在人类，动物也会成为这些疾病的重要传染源。因此，应注意对灾区的猪、牛、马、犬等家畜和家养动物进行检查，及时发现钩端螺旋体，血吸虫病及乙型脑炎等感染情况，并对成为传染源的动物及时进行处理。

（六）对外流的人群进行检诊大灾发生后，会有大量的人群以从事劳务活动或探亲访友等形式离开灾区。因此，在灾区周围的地区，特别是大中城市，应特别加强对来自灾区的人口进行检诊，以便及时发现传染病的流行征兆。在一些地方性疾病流行的地区，还应对这些外来人口进行免疫，以避免某些地方性传染病的暴发流行。

四、后效应期

    当受灾人群迁回原来住地，开始灾后重建工作时起，灾后的传染病防治工作进入针对灾害后效应的阶段。

（一）对回乡人群进行检诊与免疫在这个阶段，流出灾区的人口开始陆续回乡，传染病防治工作的重点应转到防止在回乡人群中出现第二个发病高峰。

    外出从事劳务工作的人员，可能进入一些重要的地方病疫区，在那里发生感染，将疾病或疾病的宿主与媒介带回到自己的家乡。因此，应在回乡人员中加强检诊，了解他们曾经到达过哪些重要的地方病，如鼠疫，布氏菌病，血吸虫病等疫区，并针对这些可能的情况进行检查，发现患病立即治疗。

    在外地出生的婴儿往往对家乡的一些常见的疾病缺乏免疫力，因而应当加强对婴儿和儿童的检诊，以便及时发现和治疗他们的疾病。

    由于对流动人口难于进行正常的计划兔疫工作，在这些人群中往往会发生免疫空白。因此，对回乡人群及时进行追加免疫，是防止这些疾病发病率升高的重要措施。

（二）对灾区的重建和对疾病重新进行调查自然灾害常能造成血吸虫病，钩端螺旋体病，流行性出血热等人与动物共患的传染病污染区域扩大，动物病的分布及流行强度的改变，因此，在灾后重建时期内，应当对这些疾病的分布重新进行调查，并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以防止在重建过程中引起暴发流行。#p#

第五节 钩端螺旋体病

一、概述

    钩端螺旋体病（简称钩体病）是一种人兽共患病。世界各大洲均有发生和流行。我国钩体病广泛分布和流行，从1934年发现钩端螺旋体（钩体）以来，迄今已有50多年历史，自1955年本病作为法定传染病报告以来，195B年四川省温江等县发生钩体病大流行，才引起全国各地广泛重视。从50年代未至90年代初期，我国南北方有数一次规模较大的流行，全国共发病230多万例，死亡2万多例，对人民健康及工农业生产危害极大。

    全世界已从200多种动物分离出钩体，并能长期带菌。我国已从病人、家畜、家禽及野生动物等60多种动物分离出钩体。啮齿目鼠类是钩体许多菌型的主要储存宿主，其中三种鼠（黑线姬鼠、黄毛鼠、黄胸鼠）为主要传染源。家畜以猪和犬为钩体病的主要传染源。

二、传播途径和传播方式

    各种带菌动物由尿、乳、唾液和精液向外排出钩体，其中以尿的排菌量大、排菌时间长而污染外环境。钩体在外环境水体或潮湿土壤中，可以较长期地存活，甚至可以繁殖。人可以直接或间接接触而感染钩体病，水田劳动、开垦荒塘、荒田、积肥、收集猪饲料（水浮莲等）都要接触水和潮湿土壤，这些场所常被鼠类和家畜尿所污染，因而人感染和患病的机会特别多。洪水泛滥时，家畜的尿排泄物、家畜饲养场的积水和泥土、鼠类栖息地及其排泄物等被洪水淹没和冲刷扩大了污染范围，灾区群众为抗洪排涝、抢救庄稼与洪水接触、有时还饮用污水或洪水侵入过的井水或河水，因而造成大流行。

三、流行形式

我国有三种的疫源地即自然疫源地，经济疫源地，混合疫源地，决定了各地钩体病的流行形式。主要三种流行形式，稻田型、洪水型和雨水型。

（一）黄河流域及其以北各省区，其流行形式主要为洪水型和雨水型，以猪为主要传染源。个别地区出现雨水型，以犬、猪为主要传染源。

（二）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各省区主要流行形式为稻田型，洪水型和雨水型也时有发生，以鼠和猪为主要传染源。

（三）根据现有资料，陕西省只报告过稻田型钩体病的流行。在北方干旱少雨地区如青海、宁夏，猪带菌，但很少发生洪水型或雨水型钩体病。

四、洪水型及雨水型钩体病暴发流行实例

    我国自然灾害以水灾发生次数最多。根据我国钩体病流行40年资料记载，在有自然灾害发生，洪水泛滥，或是低洼平原地区大雨后地面积水增加造成内涝，引起钩体病流行，病人少则几百人多则数万人。现就我国钩体病的主要传染源在洪涝灾害期间引起的钩体病暴发流行分述如下。

（一）以鼠为传染源全世界已发现数一种鼠为钩端螺旋体的储存宿主，我国有20多种鼠带菌。鼠类特别是野鼠的带菌率一般都较高，带菌时间长，不断从尿排菌，有的可长达3年。

    洪水促使鼠群迁徙，可引起洪水型钩体病的暴发流行，如黄胸鼠、黑线姬鼠迁徙引起暴发流行早有报告。

    洞庭湖70～90年代曾三次发生大洪水引起钩体病暴发流行。东洞庭湖南部的武岗洲芦苇茂密有东方田鼠栖息、繁殖。1979年和1980年6月间湖水上涨，大批东方田鼠泅渡到相邻的岳阳县和沉江县的堤岸往烷内迁徙，有的堤段鼠多如蚁，遍地皆是，有的垸内鼠密度高达41．8％，其中东方田鼠占88．2～93．9％，黑线姬鼠占3～11．4％。7月中旬～8月下旬陆续发生3600多病例，有的乡发病率为1070l10万，从病人早期血和东方田鼠肾分离出钩体，全为七日热群钩体，与病人恢复期血清抗体也相符。1991年5月下旬到7月中旬，洞庭湖区岳阳县广兴洲区连降暴雨，降雨量为669．5毫米，洞庭湖水猛涨，湖满沟溢，受淹面积为4100多亩。该区此前从未发生过钧体病流行，但从是年7月19日首例报告到8月底，发病1607人，发病率为1945．06/10万，死亡10人。鼠种仍以东方田鼠和黑线姬鼠为主。

（二）以猪为主要传染源猪的感染率高，排菌量大，猪圈内潮湿、积水和泥泞，钩体污染严重，一旦猪圈的污染水被雨水和洪水冲刷，即扩大污染范围，造成钩体病流行。

    60～70年代在北方的一些省份猪群以放养为主，促使猪间的相互传播，猪的感染很普遍，携带钩体菌群达14群之多，以波摩那群为主，犬群次之，个别地区以犬群为主，波摩那群次之，亦有单一菌群的流行地区。

    1963年8月上旬，河北省中南部邯郸、邢台等地遭受特大洪水灾害，由于抗洪抢险，人接触疫水发生洪水型钩体病暴发流行，病例多达14万多人，平均发病率高达3188．69/10万，以后几乎每年都有病例报告或局部流行。调查证实，河北省以猪为主要传染源的钩体病，传染源分布广泛，一旦构成传播条件，就有钩体病发生流行的可能性。

    1965年7月，吉林省东辽河、伊通河、钦马河上游，下了一场数十年从未见过的大暴雨（降雨量为216．0毫米），下游河水泛滥成灾，引起钩体病暴发流行，数千人发病。

    安徽省从60年代初至70年代未每年都有病例发生，多数呈散发，但在1971～1973年，局部地区亦呈暴发流行，主要分布在准河流域和江淮丘陵地区，前者以洪水型为主，后者以雨水型为主。三年中发生三次较大的流行，最高发病率（以具为单位）达267．10/10万，主要由于暴雨之后内涝成灾，淮河水位上涨外溢成洪，引起疫水扩散，当地群众参加抗洪抢险，抢收庄稼，接触疫水后发生流行。一般水灾之后，3～4天出现病人，8～14天达高峰，20～30天流行终止。

    70年代河南、辽宁、山东和广东等省也因洪水发生了钩体病大流行。

    1971年6月安徽省江淮之间雨季持续25天之久，总降雨量在300毫米左右，低洼地普遍积水，疫水扩散，因接触疫水的人群增加而发生了以猪为主要传染源雨水型钩体病的特大流行，多为点状散在发生，局部地区亦有暴发流行，但仅限于地势低洼雨后积水的地方，疫情持续达2～3个月。

（三）以犬为传染源犬的活动范围大，并随处便溺，污染土壤和水源，易引起雨后流行。犬可携带11个血清群钩体，但以犬群为主。国内多次发现以犬为主要传染源的钩体病暴发流行。

    70年代江西。广西山区和半山区等也有过雨水型钩体病暴发，犬的带菌率高，局部暴发点可高达45％。

    1991年贵州部分地区大雨成灾，由于地形特殊造成“插花式，水淹。贵阳市郊偏坡乡布依族山寨在大雨后，居住在半山腰的农民到山下农田排水而发病。当地几乎家家户户养犬，经作犬肾培养，在5条犬中，从3条犬的肾脏分离出钩体，病人血清学检查也证实为一次雨水型钩体病暴发流行。

五、影响洪水型或雨水型钩体病流行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

    钩体病的发生和流行与其它传染病一样，取决于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三个环节，洪水型和雨水型钩体病流行也受到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一）宿主动物数量、带菌状况与发病的关系宿主动物数量、带菌率的高低与钩体病的发生和流行有直接关系。黄河流域及其以北省份猪是主要传染源。 70年代山东、河南和安徽省的猪以放养为主，带菌猪之间可以相互传染，当带菌动物增加到一定数量时，遇到雨水冲刷而使疫源地扩散，人们在生产、生活过程中需要接触疫水而感染本病。

（二）温度、降雨量与发病的关系每年6～8月气温7般在28～30℃之间，降雨量与钩体病的发生有直接关系，降雨集中、雨量大特别是黄河流域及其以北省区的洪水型或雨水型都会发生流行或暴发流行；但在1991年，安徽水情严重来势猛，水深达2米左右，因气温偏低（23～24℃），未发生钩体病暴发流行。雨量过少，土壤干旱时则仅有少数散在病例。

（三）养猪方式与发病的关系安徽省卫生防疫站报道，猪是淮河流域与江淮丘陵地区的主要传染源，养猪方式不同直接影响猪的带菌率高低，放养猪的地方带菌率高，发病率为64．8／10万（82l1266）；圈养猪的地方人的发病率为3．4/10万（15/4376），放养生产队比圈养生产队发病率高19倍（P＜0．01）。山东日照县55个村通过多年实行圈养彻底清除圈肥等措施、控制了本病的流行。福建省也证实圈养猪可以降低猪带菌率和人的发病率。

六、防治对策

    自然灾害预防医学的主要任务是达到“灾后无大疫”，把传染病的流行控制到最低限度。洪涝灾害发生后钩体病的流行与灾情发生的季节，大小，传染源的情况，人群免疫水平以及抗灾防病的干预措施有密切的关系。

（一）加强疫情监测洪涝灾害发生后，加强疫情监测，建立信息反馈网络。在重点灾区或历史上钩体病多发地区，设立疫情监测点，严密监视疫情动态及时反馈信息。对疑似患者应用快速诊断方法进行确诊，以便采取相应措施。

（二）消灭和控制传染源灭鼠是改造疫源地的根本性措施，但由于鼠类分布广泛，不易全面消灭。根据鼠的生态学，结合钩体病的流行规律，发动群众，因地制宜，采用各种方法（器械法、毒饵法、熏蒸法、生物法、生态法）进行灭鼠，将鼠密度降低到5％以下。对洪涝灾害地区的家畜进行管理，猪进行圈养，猪粪尿肥料进行堆放和发酵，猪圈换填新上，石灰乳消毒猪圈。教育群众不要养狗，并要消灭带菌狗。

（三）个人预防洪涝灾害发生后，对灾区人民进行钩体病防治宣传教育，增强自我防病能力，自觉减少接触疫水的机会。

    在已发生钩体病病例的洪涝灾害地区，对参加抗洪救灾的重点人群，下田劳动的青壮年进行钩体菌苗的预防接种，提高人群的免疫水平。

    对参加抗洪救灾的主要劳动力及时进行药物预防，以防发病或发病时减轻症状。曾有一起某校师生参加秋收川稻，短时间发生数十例病人并有4例死亡，经青霉素注射后疫情迅速控制。但需注意青霉素的过敏反应。

    1991年我国发生特大洪灾，在湖南、安徽省钩体病流行地区，对青壮年劳动人群口服强力霉素200毫克／天，连服3天或2天，使疫值得到控制。

（四）及时应用抗生素治疗钩体病人，降低病死率。

（五）结合农田水利建设改造疫源地在经常有洪水、内涝成灾的流行地区，修筑防洪堤提高蓄洪能力是防止洪水型钩体病发生的根本性措施。低洼地带雨后常发生内涝，结合农田基本建设，开沟排涝，以减少人们接触疫水的机会。#p#

第六节 流行性出血热

一、概况

    流行性出血热又称肾综合征出血热，典型病例主要临床表现为发热、出血和肾脏损害。

    该病属于鼠传人类自然疫源性急性病毒性传染病。本病疫源地分布于世界各大洲，在我国的分布更为广泛，疫情相当严重，是目前死亡人数最多的一种人兽共患病。

    本病的发生、流行和消除均受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制约。在通常情况下，该病的分布区与传染源鼠类的分布区相一致。由于传染源具有空间、时间和数量分布的不均衡性、相对稳定性和变动性等特点，人间疫情分布区的流行强度亦颇不一致。因此，在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发生改变时，往往导致传染源分布区和数量的变化，并常常发生流行特征和流行强度的改变，其改变的原因主要是受水灾（洪水、内涝）、旱灾（河流干涸、土地干裂、农作物欠收）等的影响。

二、主要灾害

（一）洪涝灾害洪涝灾害对肾综合征出血热流行强度和流行特征的影响，国外报道甚少，国内有过一些记载。

1．雨量及水位对发病的影响根据吴系科等在1961年8月至1964年4月三个流行年度的观察结果，可以看出当地雨量多少，淮河水位高低与安徽省颖上县的垂岗区发病例数多少恰成相反关系，即雨量小和水位低的年份，发病数升高；雨量大和水位高的年份则发病数降低（表8-2）。可以认为雨量少及水位低的年份，湖洼地外露面积增大，秋季作物播种面积及实收面积扩大，当地农民在湖洼地劳动的人数增多，劳动时间加长，从而导致接触机会增加，受感染的机会也多。

表8-2 垂岗区1961一1963年雨量及水位与流行性出血热发病关系

年份	降雨量（毫米）		水位（米）			年发病率
	全年	7～9月	最高	最低	水位差
1961	791.6	297.4	19.31	16.44	2.80	150.59
1962	846.5	452.5	22.43	17.04	5.39	25.11
1963	1197.3	864.9	25.76	16.46	9.00	1.61

2．湖洼地受淹面积与发病的关系上述淮河水位及当地降雨量对垂岗区流行性出血热流行强度的影响，实际是具体地反应在唐垛湖受淹面积与发病的关系上。资料表明，从1950至1960，唐垛湖每年均有不同程度的受淹。当时有无本病病例未见记载；1958至1960年也是部分受淹或全湖受淹，这三年均有病例发生，但例数不详，1961年当地遭受特大干旱，当年唐垛湖水位大部分处于18．5米上下，绝大部分湖地成为肥沃土地，秋季作物播种面积及秋收面积空前扩大，全湖丰收。该年垂岗区本病病例数空前增多，发病率为150．59／万，个别公社高达370／万以上；1962年，当地雨量较大且有淮河水位上涨，湖洼地区因内涝及淮河水内溢致使海拔22米以内的湖地受淹，该年度发病数即有明显下降，发病率为25．ll／万；1963年从5月份起淮河水位即开始升高，加之7～9月又遭受特大暴雨，准河行洪，当年不仅湖洼地全部被淹，而且在海拔25米之内的部分岗地也因破堤而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水泛，该年发病急剧下降，垂岗区发病仅8例，发病率为1．6l／万（表8-3）。即使上述1961年发病率高达370／万以上的公社，本年也无一人发病。因为雨量大，水位高，湖洼地受淹，鼠类传染源栖息场所遭到破坏，使传染源数量减少，流行强度减弱；反之，其最适生境扩大、农作物丰收，鼠类繁殖力增强，传染源数量增多，流行强度增强。看来，上述情况是引起流行强度变化的重要因素。

表8-3 历年淮河最高水位及唐垛湖受淹情况

与垂岗区流行性出血热发病的关系

年份	最高水位月份	最高水位（米）	秋季作物受淹情况	发病率（/万）
1950	7	24.77	受淹	未发现
1951	7	21.39	部分受淹	未发现
1952	9	23.09	受淹	未发现
1953	8	21.54	部分受淹	未发现
1954	7	26.55	全湖受淹	未发现
1955	8	23.73	受淹	未发现
1956	7	25.44	全湖受淹	未发现
1957	7	23.21	受淹	未发现
1958	8	19.77	部分受淹	例数不详
1959	5	20.62	部分受淹	例数不详
1960	7	25.05	全湖受淹	例数不详
1961	7	19.31	全湖受淹	150.59
1962	7	22.43	部分受淹	25.11
1963	8	25.67	全湖受淹	1.61

    俄国学者ЦЫгановГ．M.曾指出，俄国远东地区由于河水泛滥，鼠类被迫窜往附近高地而引起离地居民发病。在垂岗区也发现，在湖地受淹的情况下，个别地势较高的村庄未被淹没时，其发病数比往年有相对增高的趋势，但从全区发病数看，受淹地区发病率是降低的。

3．洪涝灾害对流行特征的影响1991年6月中旬安徽省遭受了特大洪涝灾害，由于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均发生了很大变化，沿淮流域流行性出血热的流行特征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

1．空间分布特点自6月下旬以来疫情急骤上升，重疫区具有明显的聚集性与局限性特点，沿淮流域的颖上、阜南、阜阳、利辛、凤台、蒙城等，占全省病例总数80％以上；出现了3个新发病县（无长、灵壁，霍山）；以往病例较少的淮北平原的北部（淮北市、滩汐、泅县、宿县等），1991年内涝区疫情明显上升，如淮北市及滩汐县，自1985年发生首例病人以来至1990年，累计发病49例，而1991年灾后从7月下旬开始至11月10日已发生35例。

（2）时间分布特征安徽省1991年处于第4个流行高峰期间，从灾前的1月发病就高于1990年，1991年1～5月与1990年同期相比，疫情上升25．34％；洪涝灾害后6～9月疫情与1990年同期相比上升161．6％，并形成灾后6～9月的流行高峰，9月下旬疫情有所下降，10月发病再次上升，并形成冬季流行高峰；1992年未出现洪涝灾害，疫情时间分布情况又趋于正常（表8-4）。

表8-4 安徽省1990～1992年流行性出血热逐月分布情况

 

 

 

 

监测点人口数	各月发病率（1/10万）
	4	5	6	7	8	9	10
灾区 146196	86.19	253.08	501.38	452.13	422.04	266.08	288.00
非灾区 131571	83.91	159.61	300.22	494.80	424.87	358.00	269.82

* 引自：张亚民主编（1992）：《洪涝灾害预防医学》，56页，安徽科技出版社

四、防治措施

    痢疾在灾区流行，临床上的表现与通常情况相似，并易与肠炎、消化不良等肠道病相混淆，在灾区难以区别诊断并采取相应措施，在防治工作中，要加以重视。

（一）灾害发生前，首先要有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准备，贯彻预防为主方针，拟订防治痢疾流行的预案，组织技术力量加强对痢疾疫情的监测和预报，并贮备足够的物质和抗菌药物，以应付灾害突袭时所用。

（二）灾害发生后，采取综合性防治措施。首先要加强组织领导，迅速采取救援行动，派驻医疗和防疫人员，健全疫情报告网络，及时报告疫情，掌握疫情动态，以识别痢疾流行趋势。

1．针对传染源方面：

（1）由于痢疾杆菌在外界抵抗力强，它不仅存活时间久，还可以在食物中繁殖增长，这对灾区大范围的防治工作上带来一定困难，但若及时进行消毒，灭蝇等处理，对现患痢疾病人尽量隔离治疗，仍然可以控制传染源扩展。

（2）因痢疾杆菌型别不同，出现病情有差异，要注意对症下药；又因痢疾菌对多种抗菌药物易产生耐药性，治疗时加以重视。

2．切断传播途径防止痢疾流行的蔓延。搞好环境卫生，进行饮水消毒，保证食品卫生供应，灭蝇等措施，痢疾患者粪便排菌大，在灾区尤多是急性病人，因而对于粪便无害化处理要抓紧及时，发现尸体必须深埋以防后患。

3．对人群加强宣传教育，提高灾民对痢疾的预防知识，搞好个人卫生和防病能力。

（三）自然灾害发生以后，防治痢疾的工作仍不能松懈，要经常作好预测预报工作，加强对痢疾的监测。对灾民和家畜进行检测，一旦发现有痢疾患者，特别是对急性期病人立即进行隔离治疗，同时对于急性病人转为慢性或带菌者而成为该病传染源问题，绝不可等闲视之。#p#

第三节 病毒性肝炎

一、概述

    病毒性肝炎是世界性传染病，按病事的生物特性、临床和流行病学特征，本病可分为五种。甲型肝炎病原体主要侵犯肝脏，发病季节多在秋未冬初，发病年龄多为儿童，预后良好。乙型肝炎也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长期以来与甲型肝炎难以区分，曾被称为血清型肝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人体试验证明为两种不同的病毒引起的肝炎，将粪--口途径传播的、潜伏期短的肝炎称为甲型肝炎；将输血传播的、潜伏期长的肝炎称为乙型肝炎。丙型肝炎又称为肠道外传播的非甲非乙型肝炎，相当一部分为输血引起的。本病的病原体有两种以上的因子，一种是不耐氯仿的，另一种是耐氯仿。丁型肝炎由原来称为δ因子引起的肝炎， 1984年经意大利学者Rizzetto等建议，将δ因子引起的肝炎命名为丁型肝炎。戊型肝炎又称为肠道传播的非甲非乙型型肝炎或流行性非甲非乙型肝炎。1980年对印度流行的肝炎病例用排除诊断法，排除了甲型肝炎和乙型肝炎后而确定该病为戊型肝炎。

二、自然灾害时期病毒性肝炎的流行情况

    近10年来在我国历史上有过两次肝炎的大流行：一次发生于上海的甲肝流行，另一次是在新疆南部由戊型肝炎病毒引起的大流行。

（一）甲型病毒性肝炎的流行甲型病毒性肝炎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该病历史悠久，流行于世界各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英、法、苏、德军队中流行，以后发病稍见下降。50年代以后，欧、美、亚洲和一些国家发病率不断上升。

    我国不少地区不断发生甲肝的局部流行，当前仍为严重的传染病之一。感染率和发病率都为各型肝炎之首。据报道，我国1l亿人中有7亿人感染过甲型肝炎。

    1983年和1988年在我国上海地区发生两次甲型肝炎大流行，对流行期间的传染源已查清，都是由于食用了被粪便污染的毛蚶引起的。由于当时毛蚶丰产，在上海地区大量推销，而当地群众又有喜食毛蚶的习惯，加工时温度未能达到消杀甲肝病毒的目的。另外据调查上海地区人群对甲型肝炎免疫力水平逐年降低，以致引起大量病例发生， 1988年的大流行中，罹患率高达4000/10万，患病人数34万之多。在病人中，儿童和青壮年较多。有很多为阴性感染。

（二）戊型病毒性肝炎的流行戊型肝炎也属世界性流行病之一，在过去10年中，全球有13个国家发生了30余次流行，波及南亚次大陆、东南亚。原苏联的亚洲部分、中国、北非、中非、约旦和墨西哥等地区，其中有许多次是由水源污染引起的暴发流行。

    实际上在我国每年全国各地都有该病的散在病例发生，只是在大多数地区因不做病原学方面的检查而误诊为甲肝而已。新疆、吉林、福建等地有过报道。特别是新疆在80年代就有过两次大的暴发流行，罹患率为2．65％（495/17261），病死率为0．22％（1／459）。发病年龄15～40岁组最高。94．8％的病例有黄疽。

    1986年9月至1988年4月，新疆南部地区暴发国内外罕见的戊型肝炎大流行。流行时间持续20个月之久，波及面较广，曾蔓延到和田、喀什及克孜勒三个地区23个县市。1986年和1987年从8月份开始出现过两个发病高峰。大流行期间累计发病人数为12．2万例，死亡717例，总罹患率为5．24～11．76％。其中14岁以下组罹患率为0．87％，40岁以上组为0．54％，说明发病多为青壮年。引起大流行的原因，皆因大雨成灾，肝炎病毒污染了水源，而当地居民又有喝生水习惯，因而造成暴发流行。

（三）其他各型肝炎流行根据我国监测点报告的传染病发病数推算，1990年全国肝炎发病数约269万例，其中乙型肝炎占～29．1％，约78万例。在自然灾害期间，未能发现有此型肝炎流行，因该病多以散发为主。主要危害青壮年，在15～40岁年龄组中占总发病人数的60％左右。

    丙型肝炎在流行病学上的一个显著特点，主要通过输血途径传播。由于输血是该病的主要传播途径，引发大流行机会较少。在国外报道约90％的输血后肝炎和25％的散发型肝炎为丙型肝炎。

    我国目前对丁型肝炎的调查研究尚不够广泛和深入。各地均有此病存在，发病率不同，如对京、沪、豫及东北三省调查，肝炎病人中有20％左右为丁型肝炎患者。而在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中为6％左右，但据重庆市的调查，在四川省汉族男性患者中有34.3％为丁型肝炎所感染。总之本病的感染低，而据现有资料仅在我国浙江省报道过5例的慢性病例为戊型肝炎患者。

三、病毒性肝炎的预测

（一）掌握灾情及时调查灾害发生的情况，如：灾害发生严重程度，持续时间长短，灾民集中点的饮水消毒和环境卫生等状况。如果灾害（特别是水灾时）严重、持续时间长，饮水及环境卫生条件差，就容易造成病毒性肝炎的传播和流行。

（二）人群免疫力情况根据历史资料记载，甲型及戊型肝炎患者的抗体水平，可以较精确的预测肝炎流行的可能性及其最大的流行范围。例如该地区调查，用型肝炎抗体水平，在儿童中达到50～70％的阳性率，即使发生了流行也不过是中等流行或散发而不会有大流行发生。如果有戊型肝炎患者出现，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人群中80％的人没有产生戊型肝炎抗体，一旦有病原传播，就会造成大流行。

（三）及时报告疫情动态自然灾害发生的地区，应加强疫情报告工作，达到两日即能上报到省一级，特殊疫情随时报告。病情性肝炎的潜伏期比细菌性疾病长。可以参考痢疾、肠炎等肠道传染病的疫情报告情况。往往有这样的情况，大量肠炎等腹泻病人出现，也是病毒性肝炎流行的先兆。

（四）饮水消毒措施的落实与肝炎传染源管理的情况等，也是预测肝炎是否流行的指征。

如将上述几项进行综合分析，就不难得出预测结果、其结果不外乎有以下几种：

1．有可能发生大流行或潜在的肝炎大流行，特别是在自然灾害发生后。

2．不可能发生流行，因当地人群免疫水平高，如人群体内对甲型肝炎都有免疫力。

3．虽有大流行的可能性，但因经常强调控制流行的各种因素，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致使肝炎不可能发生流行。

四、防治措施

    防止病毒性肝炎的流行，要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加强领导，深入宣传教育，采取以切断传播途径为主的综合性防治措施。

    甲型肝炎的防治要抓住粪--口传播及易感的儿童和青少年这两大特点。控制乙型肝炎的传播与其它传染病一样，主要从流行的三个环节着手、即管理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丙型肝炎的治疗和预防与乙型肝炎基本相似。预防主要是加强对献血员的筛检。丁型肝炎病情一般较重，目前尚缺乏有效治疗方法，在防泊上可采取预防乙型肝炎的方法。

现从以下几方面分述（以甲型和戊型肝炎为主）：

（一）流行前的准备工作

1．制备出对甲型、戊型肝炎的诊断试剂，如IgM和IgG诊断试剂盒，以备早期、及时检测出肝炎病毒。

2．贮备胎盘球蛋白，用以预防密切接触肝炎患者的人们，必要时注射甲型肝炎疫苗。

（二）管理传染源首先对肝炎病人要分别进行登记、上报，设临时病床，就地隔离治疗，由发病日起至少隔离30天。对急性期患者的粪便应严格消毒，衣物等用具可用漂白粉处理或在阳光下爆晒。

（三）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水源，加强饮食、饮用水、环境卫生管理，进行粪便无害化处理。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广泛开展“病从口入”为中心的宣传教育。养成饭前便后洗手以及不喝生水的良好卫生习惯。

（四）易感人群的保护

1．胎盘球蛋白对甲型肝炎接触者有很好的保护作用，主要适用于接触甲肝患者的易感儿童。注射剂量为0．02～0．05m1／kg体重。

甲肝疫苗包括减毒活疫苗和死疫苗也有很好的免疫效果。

2．乙型肝炎疫苗主要用于阻断母婴传播和新生儿预防。其他高危人群经检测证明为易感者也应注射此疫苗。

3．丙型肝炎的最终控制仍将取决于特异性疫苗预防，我国丙型肝炎病毒分子克隆的成功，为丙型肝炎疫苗的研制提供了可能性。据报道目前用免疫球蛋白（0．06m1／kg），可能有预防效果。

4．预防丁型肝炎可注射乙型肝炎疫苗，这是保护易感人群最有效的方法。

5．目前尚无戊型肝炎疫苗，丙种球蛋白预防戊型肝炎也无效，因此有效地预防和控制该病还必须进行特异性疫苗的研究。

    洪涝灾害可使体小力弱的鼠类死亡，体大力强的鼠类迁移。灾害期间鼠类的死活，取决于水灾到来的速度和大水包围区内的地理景观。据孙成斋等观察证实，突然袭来的大水区内，高坡、平地、房舍、畜圈旋即被洪水淹没时，鼠类无论体大、体小者皆被淹死。此种情形往往发生在淮河决堤、炸坝行洪时，在洪水中飘浮的麦草、柴垛上除趴附大量蛇、蟾蜍外，还有大量被淹死的鼠类，亦可见少量生存的褐家鼠和黄胸鼠，有的被蛇缠着。飘浮物上未发现体小力弱的小家鼠和黑线姬鼠。

    在水面浩瀚、波涛起伏的内涝或行洪区水面，未淹没的树杈、残垣断壁上，可见数量不等的蟾蜍体压体地趴在一起，多则上百只，但却未发现鼠类存在，可见鼠类对大水的躲避能力、存活时间都是有限的，幸存于飘浮物上的少量鼠类，也会很快被蛇、鸟吃掉或饿毙。

    在暴雨滂沱，数小时乃至一数小时内形成内涝积水，把村庄包围的灾区，鼠类有强生弱汰的现象。为了躲避水淹，野栖鼠类向庄台迁移。

    在洪涝水势逐渐上涨，鼠类有较充分迁移时间的地区，各种鼠类均可以逃生到未被水淹没的高坡、坟地。在这些高地有大量新挖鼠洞，洞穴简单，洞内藏粮很少，在黑线姬鼠洞中发现有鱼虾。甲壳虫、螺类以至同类残骸。

    在灾民离开洪水围困的老庄台后，迁进大坝、高坡和公路上新没的居民点，鼠类也同时迁入，数量最多的是褐家鼠，其次是小家鼠和野外原有的仓鼠和黑线姬鼠。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中，鼠类数量多，鼠的食物贫乏，鼠的警觉性降低，对人类依赖性增强。灾民点上，只要人类、可食性垃圾一暴露，在白天即见成群鼠类抢食，甚至抢人饭吃。在一灾民点水围最困难的时候，曾用西瓜皮切成块配制的毒饵灭鼠，在一个坟丘上即毒死195只鼠。

    洪涝灾害期间，鼠带病毒率明显增高，是因为鼠类生态条件变化，鼠间接触机会增加，兽疫流行过程增强，人鼠接触密切，有利于本病的流行。

    上述事实说明，水灾可使本病流行强度减弱，也可致本病流行强度增强和引起流行特征的改变。从总体看，水灾不会致使流行性出血热流行强度的普遍增强，但往往引起局部的暴发流行。至于安徽省1991年流行性出血热流行强度显著增强的原因，是因为进入了第4个自然流行高峰期的缘故。江苏省1991年也同样遭受了水灾，全省疫情也有回升，主要是由于非灾区疫情上升造成的。

（二）旱灾正如前述，在湖洼地区，大旱之年可使水面缩小，耕地面积扩大，鼠类可有良好的栖息繁衍条件，动物流行过程增强，有利于人间疫情发生和流行，这一般见于姬鼠型流行性出血热疫区，例如，安徽省没淮的唐垛湖、城西湖和姜家湖等疫区。

    另外，198l年6月，在河南省新安县和登封县现场考察家鼠型流行性出血热疫情过程中发现，当地正值干旱季节，土地干裂，河流少水，野外新鲜鼠洞罕见，但居民住宅内鼠洞很多，大量褐家鼠栖居于室内，气候干燥，尘土飞扬，室内有蚤和草螨游离于地面，当地居民普遍被叮咬，新安县××村李维群一家7口人有6人患病；登封县有一户17口人中9人患病。分析此次家鼠型出血热的流行，可能与天气干旱，野外鼠粮缺乏，开春后褐家鼠仍聚集在室内，与人接触密切，致使该病暴发流行。

三、灾害条件下防治对策

    从我国目前和今后的灾害种类看，影响流行性出血热流行因素和流行强度主要是水灾和旱灾，尤其是水灾具有较重要的流行病学意义。从历史我国流行性出血热高发病地区受水淹的情况分析，水退前病情可在局部地区（人、鼠聚集的地区）出现小的暴发，若事先监测，防治工作及时跟上，可以防止暴发流行；若监测和防治工作跟不上，水退乓要传染源（黑线姬鼠和褐家鼠）又由集中变为分散，尤其是通过秋季繁殖，在冬季流行高峰中仍会造成危害。故开展无水地面的鼠情监测和防制工作尤其重要。

    受灾人群居住和活动场所及时开展监测和防制工作的方法：

（一）监测内容 包括疫源地水淹没前后及水退后的人间疫情，主要宿主动物和传染源的生态（种类构成、密度）变化，动物流行病学（带病毒鼠空间时间分布和带病毒率）基本情况等。监测结果要及时性报给地方和中央卫生行政和业务部门，为了解疫源地活动情况和制订防治对策参考。

（二）及时发现隐患积极进行防治 在上述监测的基础上，一旦发现疫情（人及动物）立即进行科学灭鼠及环境的综合治理，作好食品管理和个人防护，减少发病，严防暴发流行。灭鼠前后应进行鼠密度调查。

由于本病传播途径尚不够完全清楚，故对可疑的媒介节肢动物亦应采预防措施，为近年来国内研究证明，革螨和恙螨等保存和传播病毒，因此防螨灭螨也应加以重视。#p#
 

第七节 流行性乙型脑炎

一、概述

    流行性乙型脑炎（又称日本乙型脑炎，简称乙脑）是一种由嗜神经病毒引起的自然疫源性疾病，由携带乙脑病毒的蚊子叮咬人后感染所致。乙脑病毒在人体内的潜伏期为6～16天。被叮咬的人大多数不发病，呈隐性感染，只有极少数人发病，发病率一般在2～10/10万，病死率较高（5%～50%），约有1/3的幸存者愈后留下终生的神经精神障碍。由于疫苗的大量接种和人群的隐性感染，使得儿童成为该病的主要侵害对象。

    我国是世界上乙脑发病人数最多的国家，至今全国每年乙脑发病人效占全世界当年总发病人数的肌％以上。1950年以来，我国先后暴发3次大的乙脑流行（l957、1966和1971年），每次流行均持续3～4年。自1971年以来，全国除部分地区发生暴发流行外，大部分省区的乙脑发病率一直处在较低水平（＜5/10万）。

    乙脑在我国的流行有三个显著的特点：①严格的季节性，主要限于夏秋季（6～10月），流行高峰在8～9月，南方和北方地区可相差10天左右。②病例呈高度散发。③分布范围广，除西藏、青海、新疆三省区为非流行区外，其它地区均有不同程度的流行。近十几年来，由于气温、降雨量及南部沿海地区登革热的流行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使得乙脑疫区有明显的北移趋势。

    经多年研究证实，三带喙库蚊为乙脑的主要传播媒介；猪为主要扩散宿主，人、马等哺乳动物和鸟类也可作为宿主。乙型脑炎病毒感染马和猪后可引起马脑炎和猪流产。

    做为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乙脑的流行强度取决于主要传播媒介的密度、主要扩散宿主的数量和人群的易感性。这些因素均因自然界诸多环境因素的改变而变化。因此，在乙脑流行期和流行期前一个月内自然界环境因素的变化，特别是自然灾害（旱灾、洪涝灾害、地震等）的发生对乙脑的流行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二、灾后发病趋势

    自然灾害的发生必然导致环境因素的改变。这种改变如果发生在乙脑流行期，势必影响其流行环节，从而导致其发病率的变化。灾害的种类不同，影响的环节亦不同，乙脑的发病率亦有不同。

    旱灾时，田野中积水减少，导致野外三带喙库蚊密度大大降低，因此，乙脑的发病率明显降低，虽然偶尔出现小范围内的发病数增加，但不会造成大的暴发流行。

    洪涝灾害发生之后，三带喙库蚊密度剧增，人的感染率增大，特别是特大洪涝灾害发生之后，人口高度密集，居住条件简陋，防蚊设施匮缺，因此，乙脑的发病率明显上升，极易造成数年内大范围的乙脑暴发流行。

地震灾害之后，媒介蚊虫的密度变化不大，但人们的居住条件的改变，导致露宿增多，被蚊虫叮咬的机会大大增加，乙脑的发病率会略有上升，可能在局部地区发生暴发流行，但较难造成大的暴发流行。

三、灾害对流行的影响

    在我国，乙脑主要是在7～9月流行，6、10两个月仅有少量病人。每隔若干年发生一次较大的流行。经多年研究证实，乙脑病毒在人群中的感染过程为：流行季节前一个月左右，由携带乙脑病毒的蚊子吸食猪血后，感染了去冬今春出生的易感猪，使其产生病毒血症，其它三带喙库蚊吸食此时的猪血而感染此病毒，并在其体内繁殖，然后在叮吸人血时，通过唾液腺将此病毒感染了人。因此，影响乙脑流行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①三带喙库蚊的密度和季节消长。三带喙库蚊是乙脑的主要传播媒介，它的数量是影响乙脑流行的一个基本因素。分析以往的资料发现，流行年三带喙库蚊出现早、密度高峰形成早，蚊季节高峰和发病高峰的间距短；散发年则相反，该蚊种出现晚，密度高峰出现晚，与发病高峰的间距长。②自然界蚊群带毒率、带毒蚊虫出现时间的早晚和带毒时间的长短亦是影响乙脑流行的主要因素之一。蚊群带毒率的高低和带毒蚊出现时间的早晚及带毒时间的长短与乙脑流行强度的大小成正比。③猪自然感染时间和感染率。猪是乙脑的重要传染源、主要的扩散宿主，它感染乙脑病毒时间的早晚和感染率的高低与人群中乙脑的流行水平有密切的关系。近年来的研究发现，我国北方一些省、区猪自然感染时间逐年后移，感染率逐年下降，人群乙脑发病率也随之逐年下降。④气象因素。乙脑流行期间及流行期前一个月内的降雨、日照和气温对三带喙库蚊的繁殖和活动有直接影响。三带喙库蚊出现的早晚及数量的多少都会影响猪的感染和病毒的扩散。

    旱灾对乙脑流行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孳生场所减少，蚊虫密度下降，猪自然感染率下降，蚊虫的带毒率下降，因而乙脑的发病串也降低。偶尔会有个别地区发病率略有上升。

    洪涝灾害对乙脑流行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况：①灾害发生在乙脑流行期前一个月内，由于孳生场所的增多，蚊虫的数量大大增加，猪的自然感染率增大，蚊虫的带毒率大幅度升高，人的居住环境差，可致乙脑发病人数剧增，发病高峰前移。极有可能引起大的暴发流行。②灾害发生在流行期间，因孳生场所的增多，蚊虫密度增大，居住环境及居住条件的改变使得人被蚊虫叮咬的机会增多，蚊虫吸食急性期病人血而带毒的机率增大，蚊虫的带毒率增加，人的感染机率增大，从而导致乙脑发病人数明显上升。特别是在特大洪涝灾害之后，由于人口高度密集，居住环境差，病人防蚊设施差，蚊虫密度很大，极易导致大范围内的乙胞暴发流行。③灾害发生在流行后期，虽然草生场所增多，蚊虫密度增大，居住环境差而使蚊虫叮咬人的机会增多，但此时猪的毒血症时期已过。蚊虫的带毒率降低，带毒时间短，因此不会对乙脑的流行产生很大影响。局部地区可能暂时出现乙脑发病人数的增加或流行时间后移，但难以造成大的暴发流行。

    地震对乙脑流行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人的户外活动增多，居住环境改变，被蚊虫叮咬的机率增大，蚊虫的带毒率增加，因而可引起乙脑发病人数的增加，但由于受媒介密度、气候等因素的影响，乙脑可能在局部发生流行，难以形成大的暴发流行。

四、灾害后媒介分布和密度的变化

    三带喙库蚊在东南亚地区分布的范围很广，在印度以东，印度尼西亚爪哇以北和日本北海道以南的广大地区都有发现，且数量很大，其分布的范围与乙脑疫区的范围基本一致。在我国，除新疆、青海和西藏三省区外，其它地区均有分布。

    我国地域辽阔，地理和气候条件不同，三带喙库蚊活动的期限、蚊虫的密度和季节消长也不同，南部沿海及西南地区，3～12月份都有三带喙库蚊活动；江淮流域，三带喙库蚊在石～10月价活动；华北和西北地区，三带喙库蚊活动限于6～9月；东北及内蒙地区，三带喙库蚊的活动期限更短，为7～9月。各地蚊虫密度和季节消长随当地气象因素的变化而不同。

    三带喙库蚊主要在野外孳生和栖息。其孳生地主要是地面浅的清水和半清水，如稻田、池搪、荒田、沟渠、浅潭、粪坑内的污水，石穴内的残留水、沼泽及生有杂草的其它地面积水，其孳生地的pH值多为6．5～7．8。人、畜居所附近的适宜积水是其主要的孳生地。三带喙库蚊嗜吸牛、马、猪和人的血。一般情况下，它都是就近吸血和产卵，但它活动的范围远较淡色库蚊广，有时可飞数公里。

    旱灾之后，野外三带喙库蚊的孳生场所大量减少，使其数量大大减少，同时将栖息和孳生场所迁移到人居室周围的半清水及少量积水中，一般情况下，密度大大下降。

    洪涝灾害对三带喙库蚊的分布和密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①一过性洪涝灾害（暂时性的洪涝灾害，如山洪暴发、特大暴风雨等），此类灾害发生后，破坏了三带喙库蚊正常的孳生场所和栖息地，使其成虫大量死亡，幼虫及卵大多被洪水冲人江河和大的湖泊，难以存活。因此，灾害之后三带喙库蚊主要分布在人畜居处附近，但密度大大降低。洪水过后，孳生场所增多，使其又大量繁殖。因此，虽然灾后三带喙库蚊的密度会出现一过性的锐减，但数周以后其密度又会骤增，甚至超过灾前密度。②滞留性洪涝灾害，此类灾害发生之后，三带喙库蚊幼虫和成虫受到的影响较小，但灾后为三带喙库蚊提供了大量适宜的孳生场所，因此灾后三带喙库蚊的分布变化甚微，蚊虫密度大大增加。

    地震灾害发生之后，三带喙库蚊的密度变化甚微，其分布也与灾前变化不大，只是由于人们户外活动的增加，居住条件恶化，增加了被蚊虫叮咬的机会，而受带毒蚊虫感染的机会比灾前大大增加。

五、对策

    一般情况下，加强乙脑疫苗在儿童中的免疫接种，是防止乙脑流行的最有效的手段；改变其主要传播媒介三带喙库蚊生长、发育、繁殖和生存的条件下是最彻底的防治方法。其他方法虽可使蚊虫种群密度一时降低，甚或效果较第，但仅是一种临时性辅助手段。

    旱灾之后，媒介蚊虫的密度大大下降，因此乙脑的发病人数应大大减少。一旦局部地区出现乙脑发病人数增多，则应在该地区及邻近地区开展针对成蚊活动，降低带毒蚊虫的数量。

    一过性洪涝灾害之后，虽然蚊虫密度大大降低，但灾后造成大量的蚊虫孳生地，会使其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加。因此，灾后迅速消灭蚊虫孳生场所是防止乙脑流行的最有效的手段。通过排除居住环境周围的各种积水，清除杂草，减少其孳生地，可以大大降低蚊虫的密度，有效的防止和控制灾后乙脑的流行。

    滞留性洪涝灾害之后，人们的居住环境恶化，蚊虫密度骤然增大，人被蚊虫叮咬的机会大大增加。特别是特大洪涝灾害之后，人群高度密集，人畜混杂，居住条件十分简陋，极易导致乙脑的暴发流行。因此，加强防蚊设施的建设，落实防蚊措施，降低蚊虫的密度成为灾后防治乙脑的重要手段。要发动群众，充分利用蚊帐、居室内喷洒滞留型灭蚊药或驱避剂，居室周围喷洒高效低毒杀虫剂加强人畜隔离手段改善居住环境，同时加强居住环境的治理和其它辅助措施的实施，降低居室周围的蚊虫密度，减少被蚊虫叮咬的机会。

    近年来，超低容量喷洒被认为是一种大面积灭蚊的有效方法，分为地面人工和空中喷洒两种。优点是快速高效，节省人力物力。缺点是滞效短，极易受气象因素的干扰。因此，如果在乙脑流行期和前一个月内发生洪涝灾害，可乙脑高危发病区有限面积内采用地面人工法超低容量喷洒高效低毒杀虫剂，以控制三带喙库蚊成蚊的数量，降低其密度。由于它滞留时间短，应每隔4～7天处理一次。该方法曾在东南亚、越南、朝鲜等地使用，对乙脑的预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971年在美国经大面积使用，有效地控制了圣路易脑炎和西方马脑炎两种蚊虫传播的自然疫源性疾病的流行。鉴于此方法易对水源和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因此，除非紧急情况下，一般不宜用飞机进行大范围的喷洒，即使地面人工法也应有限度的进行，以免导致人为的环境恶化。

    地震灾害之后，人们的居住环境改变，户外活动时间增多，防蚊设施相对较差，人被蚊虫叮咬的机率大大增加。因此，加强防蚊设施，注意人畜隔离，在居住环境内喷洒滞留型高效低毒杀虫剂和驱避剂；必要时可在居住环境及周围进行一次高效、低毒、短滞效杀虫剂的超低容量喷洒（地面人工法），以降低蚊虫密度、减少人被叮咬的机会，是灾后控制乙脑流行的有效手段。#p#

第八节 疟 疾

一、概述

    疟疾是由按蚊传播的寄生虫病。人疟病原体有间日疟原虫，恶性疟原虫，三日疟原虫和卵形疟原虫。当按蚊叮吸带有疟原虫配子体的患者血时，雌雄配子体就在蚊体内进行有性生殖，约经十天发育成子孢子。当按蚊再吸健康人血时，这些有传染性的子孢子随其涎腺注入备循环，经30分钟，子孢子先在肝实质细胞内发育繁殖，约经8天分裂出成千上万的潜隐子从破裂的肝细胞内再进入血循环，重新开始红细胞内的裂体增殖。裂体增殖周期除三日疟为每72小时外，其余3种原虫均为48小时。经过裂体增殖的裂殖子达玛定数量时才可能引起发冷发热等临床症状。多次裂体增殖过程中，部分裂殖子发育成为雌雄配子体，当按蚊再来吸血时，配子体又是被传播出去。这样帖患者体内的配子体至另一患者体内产生配子体算是完成一个传播周期，此称潜伏间隙，它随虫和和气温而异，在间日疟约为20天，恶性疟约35天。由于间日疟传播得快，在这二种原虫混合感染地区，间日疟季节发病率高峰总在恶性疟之前出现。

    疟疾在世界上分布很广，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每年有1亿病人和1百万以上死于疟疾。我国间日疟全国都曾发现，恶性疟流行于长江流域以南。近20年来发病率呈逐渐下降趋势，以最高的1973年1509万，降到1991年的11.16万。虽然疫情报告可能还有遗漏，但随着抗疟措施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大部分地区已摆脱了疟疾的危害。现在较严重的主要分布在南方边境地区。

    自然灾害之后诱发疟疾流行历史上屡见不鲜。这种在短期内病例呈数倍乃至数十倍剧增的流行，称暴发性流行。相对应的情况，疟疾经常存在于一定地区，无论是低度、中度或高度历年虽有季节性波动但各自相对稳定。这称地方性流行。发生暴发性流行地区可能原没有疟疾的或是中低疟区，高度地方性流行区由于 群体免疫水平高一般不发生暴发，除非是疟疾消灭之后的暴发流行。这二种流行形式可以互相转换，亦可以分别单独出现，视各地的传染源（病人）、传播媒介（按蚊）和易感人群等基本条件的变化而定。总之，疟疾流行是涉及多种自然的和社会经济因素的复杂生态系统，自然灾害常是疟疾暴发流行显而易见的诱发剂。

二、自然灾害导致的疟疾流行

    由灾害诱致疟疾暴发流行最典型事情，首推1908年在印度旁遮普发生的地区性暴发流行。据Christophers（1911）分析，这是该地区周期性疟疾暴发流行中最严重的一次，其直接诱因是暴雨后水灾所致即因印度河每8年在这块冲积平原发生一次泛滥。这次流行涉及50万平方公里3千万人口，其中30万人死于疟疾；各地死亡率比往常高出5～20倍不等，中心地带最高死亡率达49.3%。随着疟疾暴发流行，破坏了正常生活秩序，发生饥荒和田园荒芜。Perry（1914）在此暴发流行后5年调查儿童脾肿率，已降到无免疫力水平的5%，Covell（1932）报告在最后一次暴发流行（1917）之前几年都是干旱少雨，故认为根据当地气象资料结合脾肿率调查结果，有可能性预测暴发流行的发生潜势。

    阿根廷亦有因暴雨而致的周期性暴发流行。1931年以前发生7次疟疾暴发流行中，头3次每隔11～12年，后4次每隔5～6年。

    锡兰（斯里兰卡）1934～1935年发生的疟疾大暴发流行则是由于旱灾所诱发，死亡率亦比往常高2～4倍。

    我国由洪涝灾害而引发的疟疾流行事例，比其他灾害都多。由于种种原因，详细记录的材料很少。以下罗列的十多次因暴雨和洪水引发的疟疾流行：1815年河南、山东疟疾大流行（何斌，1988）；1871年北京、天津疟疾发病率20～30％（Faust，1926）；1906年湖北、湖南疟疾病人大增（Logan，1907）；1923年广东河源50％发病，一万人中死亡700人（Boeckh，1925）；1931年南京小学生或重点调查，病人分别占47％和71％（Khavv 1934，Chiang 1933）；1931年山东河南大流行（何斌，1988）；1938年郑州疫情严重，因花园口决堤（Yao，1943）。

    解放后各省防疫站或重点调查的记录，如1954年襄阳发病率38％，死亡0．ll％。1955年常德专区病人增多；1956年汤阴县暴发流行疟疾病人增加17倍；1959至1961年江苏滨海发病率31．6～33．9％；196O年濮阳发病率35．7％；1962年平湖、安吉（因台风后）发病率38．9％；1962年衡阳、衡南疫情增几倍，1963年河南中东部33县20～64．5％发病。三年自然灾害（1958一1960）引发黄淮平原的疟疾暴发流行。据苏、鲁、豫、皖4省统计，1960年发生疟疾病例1345万，发病率高的地方达60％以上。在如此广大平原地区急剧发生暴发流行不大可能是由单一的因素所致，但暴雨成灾则在有些地区是明显的诱因。如苏北沭阳1959年雨量增加300mm，1960年（1～10月）增加100mm，且集中在7～9月；滨海县最高降雨月份1958年和1959（7或8月份）分别为233．5和359．9mm，这就使低洼地带积水成灾。在南通、江都、沭阳三地调查，有疟疾病人的农户分别占总户数的67％，72％和91％，半数以上乃至全家病例的农户均在50％左右。1959年发病率高的公社已出现稻子熟在地里无人收割的情况。

三、灾害对疟疾流行机制的影响

    水灾是60年代初黄淮平原疟疾暴发大流行的诱因之一，据河南省调查，这不单是暴雨促成，还与地下水位升高有关。50年代中期地下水位埋深3～4米，连续3天降雨128mm，3～5天即可排干地面积水，而60年代初地下水位仅埋深1米，同等降雨量使地面滞水15～30天，受涝面积增加70％，有利于中华按蚊大量孳生繁殖。旱灾时总的说来少雨缺少，但在局部地区仍不乏可供按蚊孳生繁殖的环境。如1934～1935年锡兰天旱，大河断流，却留下大量的河床积水坑，为库态按蚊提供更大量的孳生地。我国南方山区50～60年代亦曾有旱灾而使局部地区加剧疟疾流行，这是因为细而缓流的山溪为流水孳生型媒介微小按蚊提供有利孳生条件。1963年苍梧县师寨的疟疾暴发即为其例。地震使住房破坏，改变了正常的生活秩序，既可因增加人蚊接触，亦可因增加流动人口而输入传染源促使疟疾加速传播。 1988年ll月云南耿马地震，1989年上半年病例数比震前同期上升27倍。所有灾害条件下都使生活水平下降，营养较差，抵抗力降低，且缺医少药，这些亦都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疫情的发展。

    灾害条件下各种因子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对疟疾流行过程的影响，一直是中外学者努力探求的课题，已进行许多定性的和定量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规律性认识。已知全球可能作为传疟媒介的蚊种仅占按蚊种的20％左右（约80种按蚊）。在我国与灾害有关的主要媒介是中华按蚊，其次是嗜人按蚊和微小按蚊。作为媒介蚊种必须具备一定的种群数量，经常吸人血并要具备足够长的寿命（超过孢子增殖期）。为了进行定量研究，现已提出统一的量化指标：如叮人率（每晚每人受到的叮咬数）、叮人习性（每晚每蚊叮人吸血的机率，若100％吸人血，每2天吸血1次，叮人习性为0．5）和预期有传染性寿命[由按蚊每天存活率（P），结合孢子增殖期（n），按公式Pⁿ／一lnP算出经过孢子增殖期仍起传播作用的比率]。人体内配子体有传染性时间，从观察材料的推算约为80天。但人体免疫状态只有定性概念。免疫力随临床发作和重复感染次数增多而加强；兔疫力有种株特异性，引人新虫株可以引发该地区的疟疾暴发。诸多影响暴发流行的因素中，最基本的仍然是：①少量配子体的携带者（传染源）；②一定数量的按蚊（传播媒介）；③大量的无免疫力人群（易感者）。

    传播过程中各因子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现象，集中反映在配子体率和子孢子率的消长关系。每当按蚊把具有传染性子孢子接种给人的频率增高，那么人的感染率亦越来越高，配子体率亦将随之升高，这又进一步使子孢子率再增高。但是当接种率增高时，人逐渐产生免疫力。它将抑制配子体的形成。所以子孢子率高到一定程度反过来会抑制配子体率的上升。在印度曾连续8个月观察到子孢子率最高时亦正是配子体率达到最高水平。这两个率增长幅度随各地人群免疫力等因素而异。推算印度马德拉斯暴发流行区，若配子体率由1％升到100％水平，其子孢子率可从原水平上升25倍；而在非洲高度地方性疟区仅比原水平升6倍。

    现在已有可能按Macdonald数学模型直接推算暴发流行时发病率可以升高到何等的水平。Macdonald模型的主要概念就是基本繁殖率，即由一个原发的无免疫力病例，在其病程中能传播为多少新病例。如果基本繁殖率大于1，则越传越多，形成流行；如基本繁殖率小于1，则越传越少，传播趋向终止。基本繁殖率如按前述量化指标综合起来表述就是：假定一个无免疫力恶性疟患者具有传染性时间为80天，每晚有10只按蚊叮咬（叮人率＝10），即可使800只按蚊感染；又假设按蚊每天存活率为90％（0．9），孢子增殖期为12天，完成孢子增殖期后带有成熟子孢子按蚊的比率即为28％（0．9¹²＝0．28）；再假定按蚊还能存活10天，全部吸人血，每2天吸血一次，即可发生5次传染性叮咬。这样由一个原发病例所能传播的新病例等于800×0．28×5=1120人，亦即基本繁殖率为1120。这种理论推算已被普遍接受，它加深了人们对传播过程量化关系的认识。

    暴发流行时，可根据各因素调查所得的数值估算基本繁殖率。如对1958年印度孟买和1967年斯里兰卡等地的暴发流行，求得间日疟和恶性疟的基本繁殖率为30至200不等。据此进而推算理论发病率均与实际的比较接近。 Macdonald的另一数学模型可以模拟由个别病例上升到发病率高峰的病例上升过程。假定人群中只有千分之一配子体携带者，当间日疟基本繁殖率为50时，在适宜条件下经过80天（即4个潜伏间隔）可使发病率上升到55％。这就使人们更好地理解发病率短期内急速上升至高峰的进展过程。在自然灾害条件下，几个月（或一个传播季节）疟疾发病率上升十多倍或几十倍是很常见的，一、二年就有可能使人群的半数患病。总之，暴发流行时发病率异乎寻常快速地发展纵然有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但灾害条件下大大增加了的媒介种群数量常常起决定性的影响。

四、防治对策

    灾害后发生疟疾暴发流行，首先要采取应急措施，尽快把发病率降低，抢救危重病例。在疫情平稳后转入常规的防治。

    在实施应急措施的同时，尽可能组织人力查清流行范围，严重程度（查发病率及原虫率），确定原虫种类及媒介蚊种，分析暴发流行的成因，为防治措施提供依据。

    媒介防制视需要而定，家栖蚊种且对杀虫剂敏感的媒介，如嗜人按蚊或微小按蚊，为了加快压低疫情，室内杀虫剂喷洒是必要的。但对野栖或多半不栖息在人牛房的蚊种，可不必喷洒，应加强防蚊，减少人蚊接触。以中华按蚊为媒介地区，宜采取防治病人为主的措施，辅以发动群众治理中华按蚊孳生地的各种措施。

    治疗及预防用药均应按疟疾防治技术方案要求，减少不正规治疗，防止滥用药。对间日疟地区应在次年春季（3～4月）进行抗复发治疗。

    根据各地的经验，最好在易发生暴发流行地区进行流行病学监测及预测分析，灾害一旦出现立即作出快速反应，可避免暴发或大大减少损失。如1991年安徽、江苏等省大面积洪涝灾害，出现了大灾之后无大疫，即是很好的说明。#p#

第九节 血吸虫病

    血吸虫病流行与社会。经济、自然因素有密切的关系，水灾、旱灾、饥荒等自然灾害及战乱，均可加剧血吸虫病的流行，其中水灾与血吸虫病关系更为密切。

一、历史的回顾

    血吸虫病在我国流行已有很久的历史，湖南长沙县挖掘出的古尸中查见日本血吸虫虫卵表明血吸虫病在中国至少已存在2000余年。解放初期调查，全国有1000多万病人，有一亿多人口受血吸虫病威胁。解放前社会动荡、人民生活贫困、天灾人祸，加剧了血吸虫病的流行，许多流行区呈现“千村薛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凄凉景象。据鄱阳湖区沿湖8县的不完全统计， 30年中，有344个村庄、15027户因血吸虫病的猖狂流行而被毁灭。安徽省23个流行县（市）回顾性调查资料的不完全统计，1949年前，共毁掉363个村、荒芜6979亩田地。绝户1909家。1927～1931年，贵池因血吸虫病而死亡九千余人、荒芜万亩田地。东至县建国前三十年间，死亡1万多人、毁灭120个村庄、荒芜3万多亩田地。

    湖南省汉寿县菱角湖，解放前是一个废烷，民谣曰：“涨水淹屋场。退水一片荒，瘟水逐人走，下水就遭殃”。张家昏村1929年有170多户、70O多人居住，由于洪水助虫为虐，共死绝了99户，到1949年只剩下33户共93人，这33户中有3个寡妇、13个孤儿，野坟累累、满目凄凉。

    上海青浦县原为血吸虫病严重流行区，早在清代当地中医即挂牌专治膨胀病（即血吸虫病）。清光绪版《青浦县志》记载：“吴上源病肢，膨发不胜痛因自溢’’。并记载在明、清年间，春、夏曾多次发生大疫，死者无数。在国民党统治期间，青浦县的外地灾、难民数以万计，群众纷纷要求治疗血吸虫病。1948年在《青浦新报》上署名西虹的《吸血虫》诗曰：“劫后河山惨淡中，阎阎搜索已俱穷，万民瘦削都贫血，莫骇河中吸血虫”。这是连年战乱、灾害致使血吸虫病猖撅流行、民不聊生的真实写照。据调查，金泽区任屯村， 1930年原有275户、 960人，到1951年时，仅剩154户、461人，有121户全家人死绝， 2800多亩良田荒芜近半， 50多座房屋倒坍，未倒坍的房屋不少人去房空，蛛丝网梁椽，野藤壁上生。

    解放后，鉴于血吸虫病的严重流行，党和政府积极组织技术力量开展防治工作，从中央到地方，成立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建立了各级血吸虫病防治专业机构。1986年以后，卫生部专门成立了地方病防治司，负责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国务院从1989年起，每年召开一次全国血防工作会议，研究部署全国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经过广大疫区人民和专业人员四十多年的艰苦奋斗，已取得了重大的成绩。全国12省、市、区中，广东、上海、福建、广西等已达到消灭血吸虫病的标准，浙江、江苏已达到基本消灭血吸在病的标准。全国原有380个流行县、市，至1992年已有158个达到消灭标准，有101个达到基本消灭标准，目前尚有121个县、订未能控制流行。剩下的121个县、市主要分布在防治工作难度很大的江湖洲滩地区和大山区。

二、水灾对血吸虫病流行的影响

（一）造成钉螺扩散 水灾不但造成破坏圩堤、冲毁房屋、淹没农田、严重污染水体，同时也造成钉螺扩散，使钉螺面积和阳性螺数增加。1988年洞庭湖区遭受了百年罕见的洪涝灾害，华容县小渡口村有螺面积增加了80．76％（62160m²）。鄂县七星湖农场1979年底达到了基本消灭钉螺的标准， 1980和1983年两次溃垸，可螺面积回升到877万m²。

    钉螺扩散方式主要为附着于漂浮物、借助水流或其它力量进行的扩散。实验证明：当流速在0．97～2．2m/s、1～3级浪的情况下，钉螺附载体扩散范围82．68％在50km内，17．32％在50km以外；无载体扩散时，2～6旋钉螺在O级浪，流速为0．24m/s的情况下，漂流率为16．86％；流速为0．34m/s漂流率为16.86％；然而在流速达0．8m/s，1级浪以上时无钉螺漂流。不同螺龄的钉螺均有较强浮游力，尤以当年繁殖螺为最。新螺扩散距离可达1500m以上。在洪峰过后，仍能发现有大量钉螺附着的漂浮物存在。1980年3月石首县发生罕见洪涝，钉螺扩散严重，使有螺面积恢复到1978年水平。1991年夏，长江特大洪水期间，在丹徒县江堤调查，洪水前有螺面积为31569m²，洪水后为91392m²，阳性钉螺面积由4500m²增加到11200m²，钉螺密度增加了一倍。

    长江中、下游的有螺江湖洲滩呈冬陆夏水状态，平均淹没时间为5～6个月；有螺洲滩涨坍不定，水位难以控制；长江流域泥沙大量沉积，新长洲滩逐年增加，在2～3年后即适宜于钉螺的孳生。据调查，湖南省每年因泥沙冲积，新增加的钉螺面积约6万亩。如发生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对钉螺生长、繁殖及血吸虫病流行都具有非常大的影响。江西省新建县昌邑地区，1976年夏秋季节出现罕见的干旱气候，8月份钉螺自然死亡率为55．12％，9月到次年3月的钉螺自然死亡率为72．02％～92．26％；而非干旱对照区的钉螺自然死亡率均在20％以下。南昌县九联堤位于郡阳湖西南岸，1957～1960年来取围堤后，避免了洪水的危害，钉螺分布面积、密度大大降低，从1957年的4907．5亩降为1960年的的600亩，说明洪水影响消除后，环境的改变对钉螺的生态有很大的影响。

    由于洪水造成钉螺扩散，使湖北省钉螺面积不断增加。1980年江滩钉螺面积为5．7万亩；1984年增加到8.46万亩；1990年达到47．5万亩，9年增加7．33倍，沿江大、中城市的有螺面积皆有回升。周家山位于南京东北郊，从1980年以来，该地江滩有螺面积增长迅速，钉螺扩散严重， 1981年为70万m²，1989年增加到802万m²，钉螺密度增高至2．79只／0．11m²，钉螺自然感染率高达8．84％。尤其是1991年特大洪水，造成钉螺迅速扩散，使有螺面积近年来有很大回升。湖北省44个疫区县（市）中36个受灾，495个乡镇有螺围烷破溃289处，淹没钉螺面积7．35亿m²。安徽省的有螺面积比1990年增加了16．6％。水灾不但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直接引发血吸虫病流行，使非疫区或已消灭地区再度发生流行。铜陵县1991年7月份遭受特大洪涝灾害，10月份在非流行区永平乡黄兴村调查发现钉螺面积有20万m²，并导致急性血吸虫病流行。1986年上旬，云南省弥渡县发生特大洪水，冲毁了10万亩良田，66个村庄进水，17000人被迫转移，在寅街区和新街区30个有螺环境中有71～92％的环境被山洪冲刷而无钉螺孳生，洪水后调查发现的有螺面积仅占原总面积的10％。山区洪水冲刷，泥石具下，彻底改变钉螺孳生地。

（二）粪便污染加重 洞庭湖与鄱阳湖地区研究结果证明：湖沼地区血吸虫病最主要的传染源为耕牛，其次为牲猪和外来水上流动人口，不同类型疫区，传染源的作用也不尽相同。洲岛型疫区以本地人畜为主；洲滩型疫区以本地与外来耕牛为主，其次为外来流动人口；在洲垸型疫区中，枯水季节以耕牛为主，而涨水季节以水上流动人口为主。对曾明村人畜行为调查表明：敞放家畜的污染量占总污染量的93．37％。安徽省东至县江心洲，居民居住在高圩内的道路两侧，生活用水处无螺。1983年特大洪水，圩堤于7月中旬破溃后，居民迁至堤上居住，堤内水体被粪便和农药污染，居民都使用堤外江水。调查发现，堤外小白鼠感染率为48．8％，堤内为6．5％；洪水后调查：居民粪检阳性率及低年龄人群感染率明显上升；新感染率为27.2％。外来人员的排野粪率为24．42％，明显高于本地人。居民居住在距大堤200m以内野粪率为12．7％；200米到500米内为8．25％；500到1000米以内为3.4％；1000米以外为3．34％。排野粪频率以4、5、6月为最高。现场调查野粪构成为：人粪占2．05％；猪粪占13．89％；牛粪占84．05％。野粪率最高的是捕鱼和放牧人群；其次为打草、砍柴与捞物人员。在枯水季节，主要传染源为敞放家畜，在洪水季节主要为水上流动人口，外来流动人口与放牧的家畜是防治的难点。枯水季节，湖州上放牧的牲畜剧增，家畜野粪污染严重；因开发湖州、从事芦苇管理和渔业生产而沿堤居住的人口剧增及防洪抢险、生产自救的流动人口增加；污染十分严重，加剧了血吸虫病的流行。

（三）感染机会增加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每年春夏之际、长江汛期到来时，湖水上涨淹没滩面，因抢割滩上麦子、油菜，打湖草、打棕叶及捕鱼捞虾等活动，造成大批急性感染。1950年江苏省高邮县新民乡自然灾荒严重，居民生活困难。在洪水漫滩之际，群众上滩生产自救，全乡6257人，急性感染4019人，感染率高达76．45％，在短短几个月中死亡1335人，陈尸十八华里，惨不忍睹。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25．39％，病死率为33．12％。

    60年代初期，由于自然灾害，经济困难，血吸虫病防治工作被迫中断，在“向荒滩进军”、“向三滩要粮”的活动中，农业上采取大兵团作战，造成大批血吸虫病感染。安徽省安庆地区1958年3月，组建国营华阳河污池三分场，有150名知青和650名干部下放开发湖区，4、5两月发生急感574人，发病率高达71．75％。1962年5月因长江洪水淹没三滩，参加抢收作物而发生急性血吸虫病共4096人，死亡100人；1964年4月，长江水位陡增，淹没三滩，沿湖农民抢捞湖草，发生急性血吸虫病5947人，死亡36人。江西省赛城湖垦植场，本已控制了急性血吸虫病发生，但在1962年7月5日大堤决口，人们在抗洪护堤和生产活动中，发生大批急性血吸虫病感染。在5个单位共调查的2074人中，下水有1508人，发病65人，发病率4．33％，因防洪而发病人数占总发病人数的81．55％。防洪后居民粪检阳性率为17．13％，是防洪前的3倍。

    自然灾害年份均出现一个血吸虫病的发病高峰。一些社会因素也导致血吸虫病流行。江西省波阳县长山村， 70年代初向有螺草坪移居84户、459人，带入了传染源并形成流行，使血吸虫病疫情急剧回升，1980年粪检阳性率高达68．1％；而非移民组阳性率为40．8％。1980年湖北省荆州地区遭到罕见的水灾，外洪内涝，疫水泛滥，前后将近5个月。到疫区防洪救灾、捕鱼摸虾的人群大量增加，以致发生大批血吸虫病急性感染，全年共发生1576例。对1550例急感者分析表明：接触地点多在江湖外州的水位未控制地带。从事副业者亦发生大批急性感染，垸外感染占54．90％，垸内感染占45.1％。感染方式为：游泳玩水48．97％；捕鱼捞虾18．71％；防汛抢险16．65％。湖北省1983年雨多水大，仅次于1954年，感染钉螺面积高达22934亩；接触疫水人数200多万；44个流县、市中24个县、市697个村发生急性血吸虫病感染2984例，最多者1个县达583例。在江湖洲滩地区，每年一度的夏秋季洪水高峰的提早与推迟，也可引起急性血吸虫病发病高峰的变化。1991年湖北省特大洪水，全省因抢险救灾而接触疫水人数达411万。安徽省受灾范围40县（市），人口276万，新查出的病人比1990年增加52．4％。

三、水灾期间血吸虫病流行特点

（一）发病人群集中在水灾期间，血吸虫感染和急性感染的易感人群主要是非疫区人群和没有血吸虫病史的当地人群，青少年是高危人群。1983年特大洪水期间，湖北省的急性感染病例中，本地感染占86．3％，外地感染占13．7％，成批感染占总人数的34．6％。7～29年龄组最多占82．4％；尤以10～14岁为多占36．5％；职业中以小学生为最多占55．6％。近几年农村体制改革，非疫区人群到疫区搞副业的生产劳动中，屡次发生急性感染的暴发流行。如1980年监利市组织1275人到洞庭湖区搞副业，发生急感180人。在洞庭湖区的外来流动人口每年约有10方人次，其大多数为非疫区人群。因非疫区居民和未感染过血吸虫病者对血吸虫病缺乏免疫力，这部分人群为血吸虫病易感人群，其急性感染发病率显著高于当地居民；轻疫区人群发病率远高于重疫区居民。1962～1963年在岳阳县六个单位下湖人群中调查，有既往病史者中怠感发病率5．13％、无病史人群中急性发病率为17．81％；既往有接触疫水史者急性感染率为7．71％，而无疫水接触史者发病率为25．58％。江西省波阳县长山村，70年代初因生活贫困，向有螺草坪移居的84户、459人中，1980年粪检阳性率高达68．1％，而非移民组阳性率为40．8％。1987年九江市发生急感暴发流行，调查表明非疫区人群与疫区居民急感率有显著差异。在防洪救灾中，机关干部、城镇居民和解放军战士均为急性血吸虫病的高发人群。1961年，解放军某部队在岳阳县因防洪救灾，发生急性血吸虫病273人；省畜牧学校师生308人到黄盖湖农场边劳边教，发生急感132人，死亡3人。

（二）感染场所集中水灾期间血吸虫病发病场所相对比较集中，主要地点在居民点附近的一些钉螺密度较高、人畜活动频繁及污染较重的湖滩与草洲地区，是血吸虫病的易感地带。阳性螺点大多分布在距堤脚或居民点500m范围内，愈近感染率愈高。当洪水淹没易感地带后，人群因防洪救灾、抢收农作物、捕捞鱼虾及游泳戏水等活动进入易感地带而集体感染。1989年8下旬至9月中旬，武汉市杨园街道暴发大规模急性血吸虫病，原因是夏季酷热，洪水淹浸有螺江滩，成为天然游泳场，导致2万余人下水消暑、数千人发生血吸虫病急性感染。

（三）感染季节血吸虫病感染季节主要在每年长江汛期期间，集中在4～10月份，尤以5～8月份为最高，8～9月是发病的高峰期。汛期的变化和地区的不同，感染季节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在都阳湖区感染季节集中在6～11月份，而洞庭湖区主要在7～10月份。1983年特大洪水期间，湖北省的急性感染时间主要在6～10月，占总发病数的90．5％，8～9月占总发病数的51．4％。

（四）感染方式在1980年农村体制改革以前，以生产性接触疫水是主要的感染方式。洪水期间，防洪救灾、抢收农作物，其次是植棉、浸泡黄麻等集体劳动是生产性接触疫水的主要形式。而农村体制改革以后，以4卜生产性接触疫水导致感染为主要感染方式。洞庭湖水域是全国重要鱼业基地，在洪水期间正是捕鱼、捞虾的季节，是主要接触疫水的方式，居民又居住在圩堤上，被洪水所包围，生活用水及游泳消暑等接触疫水方式感染血吸虫病也非常严重。

（五）水位与感染的关系长江水位与血吸虫病感染密切相关，当洪水淹没江滩易感地带0．5～lm水深时，钉螺久旱逢水活动频繁，大量释放尾锄，水体感染性最高，人畜此时下水被感染的机会极高。水位未淹没易感地带或水位远远高于易感地带的高程时，则感染机会相对较少。对贵池1989～1990年急性血吸虫病的发病趋势分析，有螺洲滩平均高程为10～llm，长江水位在1lm以上时正好淹没江滩，年平均淹没洲滩的时间与年发病人数用等级相关分析，有显著差别。历史上洪水高峰年间均出现一个发病高峰，说明水位与血吸虫病感染有密切的关系。1987年江西省波阳县8月份水位正好淹没密螺带，许多村民下水捕鱼、虾和捞螺丝而引起血吸虫病暴发流行。

四、防治对策

（一）组织领导发生自然灾害，特别是水灾期间，应加强组织领导，把预防血吸虫病工作，作为防洪救灾的一项主要内容同时进行，这样既能保障群众和防洪救灾人员的身体健康，又能保证防洪救灾工作的顺利进行。 1991年夏季，安徽、江苏、湖北及湖南省等血吸虫病重流行区发生了特大洪涝灾害。卫生部、农业部针对水灾导致血吸虫病流行的特点，向各流行区发出了控制急性血吸虫病暴发流行的紧急通知，把预防急性感染作为防洪救灾的重要组成部分。组织专业人员进行技术指导、实施卫生宣教、预防眼药及高危地带灭螺等措施，并及时调拨药品与防护用品，保证了水灾期间血防工作的顺利开展，控制了急性感染的暴发流行。安徽省政府和疫区各级部门。从抗洪救灾开始即把血防工作纳入救灾防病的总体规划，全省处理有螺面积6322万m²，消灭575万m²，查病197．5万人，共查出病人140997例，治疗137781例，晚期2135例。全年共发生急性血吸虫病人995例，比1990年下降了42．3％。

    湖北省44个疫区县（市）中36个受灾，救灾接触疫水人数411万；湖南21个流行县全部遭水灾，溃垸15个，钉螺扩散9．8万亩，接触疫水73． 58万人，但因及时进行血防知识宣教，大力开展个人防护和预防服药，控制了暴发流行，打破了“大灾之后必有大疫”的历史规律。

（二）加强技术指导，做好领导参谋为保证防洪救灾中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顺利开展，要组织血吸虫病专家和技术人员深入防洪第一线进行技术指导，充分发挥专业技术人员的作用。一是做好领导的参谋，制订防洪救灾中血吸虫病防治计划和方案，对各类易感环境要制订相应的技术方案；二是指导群众开展各项防治措施；三是宣传教育。提高群众自我防护意识，尽可能地减少感染；四是及时把疫情向领导汇报，提供领导决策时参考。在1989年和1991年的特大洪水期间，卫生部和各省均派出了大批专家和技术人员深入防洪救灾前线进行现场指导，收到了很好的效果。1988年岳阳市遭到特大秋汛，5万多劳力投入防汛救灾。因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广泛开展血防知识宣传，提高了群众自我保健能力；对下水人员采取防护措施，有效地减少了急性病人数。1988年共发生急性感染252人，比1987年下降了24．8％；因很抓了易感地带灭螺， 1988年有螺面积比1987年下降了63．1％；根据人群接触疫水的情况，及时进行预防眼药，防止了成批急感发生。湖南省鄂县，有10个垸子溃决，洪水淹没了13个村庄，3626个农户，70．8万亩农田，有21万军民参加了防洪救灾，为控制血吸虫病流行，全县开展防治血吸虫病宣传教育、印发宣传资料、免费发放防护药皂和药膏、在村民会上讲授血防课、对可疑接触疫水的村民进行追踪调查及预防服药等措施。在洪水退后，对高危易感地带进行紧急药物灭蝴、灭螺处理。通过以上措施的实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病情得到控制，创下了大灾之后无大疫的可喜成绩。而铜陵县永平乡黄兴村5队，距疫区仅50m，由于是非流行区，血防部门忽视了预防与监测工作，发生急性血吸虫病5例，调查发现钉螺面积有20万m²，说明在灾害期间对非疫区和已消灭地区的监测和巩固工作亦不可忽视。

（三）防治措施

1．健康教育这是一项非常必要和有效的措施，特别是对非疫区来的防洪救灾人员尤为重要。

2．个人防护对必须在易感地带下水的人群，应加强个人防护，以减少感染。主要的防护方法是涂擦防护药膏（如苯二甲酸二丁脂乳剂、油膏等）及穿防护衣裤（用氯硝柳胺浸渍过的衣物等）。

3．重要环境杀螺杀锄在洪水到来之前，对有感染性螺分布的环境以药物浸杀或喷洒，以降低环境的危险因素。在洪水到来时，可以氯硝柳胺杀锄，以减少感染。洪水退后，对污染较重的有螺水域和环境应以药物处理，以减少群众在生产自救中感染血吸虫病。

4．早期治疗在防洪救灾中，人群接触疫水后3周左右，以吡喹酮40mg/kg体重进行治疗，或对有皮疹者进行治疗。在接触疫水3周前治疗效果较差，而3周后少数人则已发病，此时治疗则太晚。湖南洞庭湖区在1991年有25万人参加防洪救灾，调查点资料表明：预防眼药组与未预防服药组急性血吸虫病发病有非常显著差异。

5．粪水管理在防洪救灾中，人群高度集中在有螺洲滩附近，应搭建简易厕所，以减少野粪污染。水灾期间群众房屋被淹，临时居住在大堤高处，四处皆为有螺水域，也应加强粪便管理，否则到秋季又将形成新的易感环境。

水灾期间，水质污染严重，生活用水感染机会增加，也易发生其它各种肠道传染病。凡有可能的地方应开挖简易饮、用水池，并定期消毒。不能开挖饮、用水他的地方，可采取湖心深处吸水和沙缸滤水供居民饮用等方法，以减少生活感染。#p#
 

几种主要传染病的控制

第一节 霍 乱

一、霍乱流行的历史回顾

    霍乱为腹泻病中主要法定报告急性肠道传染病之一。按现代分类，可分为古典型和埃尔托型两种。我国解放前百余年来流行的霍乱为外源性古典型。1820年世界霍乱第一次大流行期间（1817～1823），该病首次传人我国，从那时起直至1948年为止的130年中，大小流行近百次，其中六次世界性大流行皆祸及我国，死者不计其数。建国后不久，古典型霍乱即没有在我国发生。

    1958年以前，全世界除印度尼西亚有过四次埃尔托型流行记载外，只有印度勒克恼地区有过一次由溶血性弧菌引起的病例报告，1959～1960年泰国霍乱流行期间所分离的70株弧菌中有10％为埃尔托型弧菌，因而怀疑这次在泰国的霍乱流行是古典型与埃尔托型弧菌引起的混合流行。1961年发生在世界上的第七次霍乱大流行，主要由埃尔托型弧菌引起并且在东南亚地区蔓延和扩散，1970年流行情况较以前更为严重，除亚洲的老疫区外，本病侵入20余年来已无霍乱流行的非洲及近半个世纪中已无霍乱的欧洲，构成了洲际流行的严重局面。 1971年埃尔托型霍乱在36个国家发生流行，报告患者为155，555例，这是自1961年以来的十年中疫情最为严重的一年，也是自1953年以后霍乱年发病数最高的一年。

    埃尔托型霍乱于1961年传人我国广东阳江县并引起流行，先后波及多个省、区、市。 1965年以后基本得到控制。十年内乱期间全国各级防疫机构遭受到严重破坏，防疫工作处于无人过问的状态， 1973年疫情再次发生， 1979～1981年间形成第二个流行高峰，三年总的发病人数为1961～1964年第一次流行时发病人数的3．15倍。80年代疫情在较高水平上逐年下降。进入90年代，发病水平达最低点并呈现出回升的局面。流动人口的大量增加成了流行强度增高和疫情扩散的重要因素。这不能不引起全国卫生防疫部门的关注。

二、自然灾害对霍乱流行的影响

    我国是洪涝灾害最多的国家之一，灾害发生主要在8、9月份，在此期间也是霍乱等肠道传染病流行的季节。往往由于灾害的发生引起暴发流行。

    例如，1985年5月24日台风横扫孟加拉南岸和孟加拉湾的Sandwip岛，引起海啸。一周后腹泻病人和死亡人数剧增。台风到来之前四周，该地共有腹泻病人256例。台风过后一周病人猛增，共报告417例，第二周增至2767例，死亡31人。到第三周腹泻病流行达到高峰，直至7月份的第二周流行趋势才下降，历时11周，共发生12194例病人，死亡51人。

    霍乱在孟加拉地区为地方病，有明显的季节性高峰期（9～10月），而此次大面积流行却在6～7月），据国家监测机构报告，在此期间该国没有发生霍乱流行报告。因此这次流行纯系由台风和海啸引起的。

    又如，1990年8月31日第15号台风袭击了我国浙江省虞县松厦地区后，大雨成灾，水源严重污染。灾后34天，松厦出现首例霍乱病人，随后病例数逐渐增多，到11月20日时共有病人16例，带菌者11例。在此之前该地区已连续几年无疫情出现，此次霍乱发生完全由于台风后暴雨所造成。

    由于灾害使水源受到污染、食物变质产生中毒等不良情况，以致疾病流行，人畜遭殃。现分述于下：

（一）水源污染水在传播霍乱等肠道传染病中起着主要作用，这是因为：

1．洗涤病人衣裤、倾倒吐泻物于河道等处而污染水源。

2．弧菌在水中存活的时间较长，（一般都在5天以上，甚至可达数十天或更长），一次污染后可使水体较长时间保持感染力。

3．由于水的污染，可使许多经水冲洗的生冷食品如凉粉、瓜果等受到污染。

4．人们生活用水如漱口、洗刷食具等多用生水，极易受到感染。

因此水源污染在本病流行蔓延过程中起着极为突出重要的作用。

    国内外资料表明，由于自然灾害污染了水源后，引起霍乱的水型暴发流行。如在德国汉堡于1892年8月～10月发生一次水型暴发，就是由于来自疫区的人将粪便及洗衣等污水直接倾倒于易北河，污染了河水而造成该病流行。 1991年在我国江苏、安徽两省遭受特大洪涝灾害时，饮用水污染极为严重。灾区饮用水检测结果细菌总数和急大肠菌数皆超过卫生部批准发布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中二级要求的18～1000倍。污染这样严重的水源极易造成霍乱的水型暴发流行。

（二）食源性暴发流行突发性自然灾害，来势猛，使食品正常供应渠道断绝、食品生产、加工、运输几乎陷于停顿状态。广大灾民饥不择食，误食变质食品造成食物中毒。特别是霍乱弧菌在食品中存活的时间可达1～2周或更长，一旦食物被污染易在灾区引起本病流行。例如1991年江苏、安徽两省受灾后，粮食发霉变质，灾民存储麦子霉变占80％。食用此种发霉麦面后出现恶心、呕吐等胃肠道症状。灾区生活环境恶劣，食物腐败，大量苍蝇孳生给携带病菌或远距离传播创造有利条件。灾民流动也使及病菌扩散，加速该病暴发流行。

（三）人群易感性增加无论是灾区与否，人群年龄、性别、民族、职业等对本病易感性都是相同的。在灾害情况下，环境恶劣，营养不良等种种有碍身体健康的因素，使得灾民体质下降，免疫力下降，对疾病易感性增加，加以日常生活接触传染，有扩大本病流行的可能。

三、自然灾害后霍乱流行特征

霍乱在灾区流行的特点，可从下列几点来叙述：

（一）发病集中灾害使房屋倒塌、灾民迁成外地，形成临时居民点、房舍简陋、居住密集、环境卫生条件差、蚊蝇孳生，一旦染上霍乱，可以呈现集中暴发流行。

（二）流行季节本病通常与一般肠道传染病相似，夏秋季7、8、9、 10四个月为发病的季节性高峰，洪涝、旱灾以及台风等灾害发生也多在此季节、这与本病流行季节相一致。

（三）地理上分布以往霍乱的流行在地理分布上主要集中在沿海城镇、特别是临近海岸线的海湾地带或江河人海处，在大流行期间也向内陆、高原或沙漠地带扩展，这就说明了本病在流行的地理分布上，无论何处只要条件适宜都可以发生本病的流行，自然灾害地区则为本病的发生甚至流行创造了适宜的条件。

    由此可见，本病在自然灾害情况下，流行特点往往是来势猛、发病急、传播快、死亡率高。

四、防治措施

（一）灾害条件下，特别是水灾情况下，制订防治霍乱流行的预案；各地，特别是水灾易发地区，按预案要求做好技术力量和防病的物质贮备工作。

（二）灾害条件下，迅速建立起传染病疫情监测系统，及时收集人群中霍乱病人水样腹泻发生情况，采取应急治疗措施如进行口服补液治疗（ORT）等。在水样腹泻发生时应使用简单快速的霍乱实验室诊断方法，以确定该病是否由霍乱弧菌引起。

（三）一旦发现霍乱疫情，应按“传染病防治法”的要求，落实控制措施，并迅速隔离治疗病人。必要时，要实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紧急措施。

（四）灾害发生时，尽力做好饮水消毒、食物安全供应，粪便无害化处理，降低苍蝇密度等项工作，教育灾民在任何条件下尽可能讲究个人卫生，这是防止霍化发生的重要措施。#p#

第二节 痢 疾

一、概述

    细菌性痢疾（菌痢）是由痢疾杆菌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该病是我国流行最广泛、发病最高的传染病之一。人是菌痢的宿主，所有年龄组都可感染，但以学龄前儿童及青壮年发病率最高，国内终年均可发生，夏秋季7～9三个月为流行高峰。菌痢的传播主要是患者（或带菌者）的粪便直接或间接地污染手、水、食物、饮料后经口传播，也可以由苍蝇、蟑螂等媒介昆虫带菌污染食物后经口传播。日常生活接触感染后主要呈散发流行过程，而暴发流行多见于集体伙食单位，由水源污染或食物污染导致的水型或食物型暴发流行，波及范围较大，且不受当地流行季节的限制。痢疾杆菌在外环境中的抵抗力较强，在各种食物，水、土壤中能存活一定时间，甚至在水中可存活90天以上；但它对各种理化消毒的耐受性很弱。目前尚无有效的菌苗可用于推广预防接种。

    痢疾的流行范围广，发病率高，我国从50年代至60年代前期，每年报告的病例数为100～200万。十年浩劫期间，病例数猛增至300～600万，其中尤以1975年最为严重，高达900多万例。80年代初期，每年报告的病例数仍在500～600万。虽然自1983年以来，其发病率在缓慢下降，但病例数仍为244万之多。90年代以1993年8月全国疾病监测点调查痢疾的报告为例，其发病率为23．38/10万，较预期值下降28．7％。仅安徽一监测点痢疾发病数为111例，发病率为200/10万。由此可见控制痢疾等肠道传染病的流行就成为我国卫生部门必须重视的工作。

二、自然灾害后痢疾流行的发病趋势

    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气候多变，几千年来灾害不断发生。据记载3000年来我国“几乎无年无灾，无处无灾”，其中以水、旱、地震灾害为主。国内外疾病监测结果都说明，自然灾害发生后，（特别是水灾和地震），所出现的传染病中主要是平时发病率就比较高的腹泻病和呼吸道传染病，腹泻病中尤以痢疾为最。

    由于水、旱、地震等灾害的影响，对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造成严重破坏，导致灾民生活水平下降，人群机体抵抗力降低，以及生态平衡的变化，从而改变了痢疾的流行过程和传播途径，使发病呈上升趋势。

    1975年8月河南驻马店发生大水灾后8～12月传染病发病率高达57％，痢疾发病率上升9．7倍。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从7月28日到8月23日调查了11个居委会和生产队的居民，痢疾发病率高达4．26～18．6％。1991年我国部分地区发生特大洪涝灾害后，由于救援及时，措施得力，痢疾等肠道传染病在大部分灾区不仅没有发生大的流行，而且与1990年同期相比，甲乙类传染病（痢疾属法定报告的甲类传染病之一）发病率、死亡率和病死率都下降了。

三、自然灾害后影响痢疾流行的因素

（一）水源污染自然灾害后供水、排水系统、城市卫生设施。皆受到严重破坏，供水中断。由于暴雨成灾，淹没地面，使粪便、垃圾等污物冲流至河道等水源，致使水源受到污染，导致痢疾等肠道传染病的水型暴发流行。

    据记载1976年湖北白芒营公社暴雨成灾，引起山洪暴发，河水猛涨，粪便污物污染河流，造成痢疾的流行，有两个大队的发病率高达34．85％和35．44％。又如，1990年山东省东营市在一次暴雨之后，因饮用水源被污染，暴发一起以痢疾为主的大范围腹泻病流行。在被调查的5个县内10个村庄中，在两周内户罹患率为53．45％，患病率15．01％。1991年发生特大洪涝灾害时，重点灾区江苏省苏州和盐城，安徽省阜南县、肥西县对饮用水水质进行检测结果，水的混浊度，细菌总数，大肠菌数都高于往年同期水平，水被污染得如此严重，造成痢疾的水型暴发流行。如1991年安徽铜陵县在特大洪涝灾害后，该县宋村乡永冲村的灾民，因饮用污染的并水而引起痢疾的暴发流行，全村186人中有52人患病。以上事实说明，灾害后，尤其是水灾，痢疾流行的主要形式为水型暴发流行，

（二）食传型痢疾流行灾后食品生产、加工、保存、运输、等皆因受到当时条件限制，无法保证食品质量，甚至往往因污染而变质，灾民食用后引起食物中毒及腹泻病等流行。例如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到天津地区，天津医学院附属医院内科收治的急性肠道传染病人比往年同期增加1一8倍，其中痢疾发病人数占首位。

研究证明，痢疾杆菌可在食物中大量繁殖、保存下来，因而在一段时期内供应这种被污染食品，可引起小型暴发或出现散在病例。

（三）苍蝇成为痢疾传播的重要因素

1．居住环境恶劣自然灾害后，房屋倒塌，灾民被迫离家出走，迁居外地，造成人口大量流动。在外地形成许多临时居民点，房舍简陋，居住密集，人口密度大，卫生条件差，粪便垃圾污染严重，蚊蝇孳生，成为发生痢疾等肠道传染病的重要原因之一。

2．灾后有机物质腐败污染环境自然灾害使大量灾民伤亡，特别是地震发生后，伤亡的灾民会因得不到及时处理，而造成尸横遍野，或掩埋时也报马虎，埋于废墟下的尸体及食物等有机物质不能及时清理出来，就会很快腐烂而成为大量苍蝇掌生地。据记载唐山大地震后，由于埋于废墟下的尸体，及冷库被埋于地下时有上万吨鱼、肉、蛋等迅速腐败，短期内孳生出大量苍蝇，其密度达到惊人的程度，如在一个顶篷上，苍蝇的数量可多达1154只之多，成为传播痢疾流行的重要因素。

（四）季节性流行的变化痢疾在我国终年均可发生，有明显的季节性高峰期，但我国地域辽阔，南北气候相差较大，痢疾流行高峰也有差别。在自然灾害发生的地区，流行季节高峰的可提前或拖后。安徽省1991年对灾区与非灾区监测点调查的结果表明，安徽省腹泻病历年的高峰期均在7～9月；在1991年6月发生特大洪涝灾害后，高峰期提前为6月份，在腹泻病中痢疾为首位高发病种（表8-l）。

表8-1 1991年安徽省灾区与非灾区监测点各月腹泻发病率*

（3）人群分布特征 由于自然因柴油和社会因素的改变，人群分布特征也发生了变化，以行洪区暴发调查为例，6～9月发病147例，男女之比为1．7：1（非洪涝年为2．5～3．5：1），21～50岁的青壮年占59.2％（非洪涝年占77．7％），61岁以上的占ll．6％（非洪涝年仅占1．3％）。

4．灾害条件下暴发流行原因的分析 安徽省阜南县曹集区是沿淮河地势极低的湖洼地带，为确定的行洪区，全区共有133677人，28823户，8个乡，72个行政村，全区面积183平方公里，可耕地18．6万亩，人群居住在堤坝、高台或湖地，是该县本病的流行区，年年均有病例发生，1991年6月5日王家坝开阐行洪之后疫情急骤上升，6～9月发病147例，出现局部暴发流行。通过对本次暴发流行因素调查发现，由于汛情来得早，来势猛，准备不足，行洪后大量人群集中在堤坝、高台，人口密度加大，卫生条件极差。7月中旬对该区两个乡的两个自然村庄的室内，放捕鼠夹350个，捕鼠88只，鼠密度为25．14％，其中褐家鼠48只占54．55％，小家鼠37只占42．05％，黑线姬鼠3只占3．4％；7月下旬在野外选择一边靠水的高台空地，在2000平方米的范围内放鼠夹164个，捕鼠88只，密度53．66％，其中黑线姬鼠79只占89．77％，褐家鼠、小家鼠各4只，各占4．55％，大仓鼠1只占1．13％。对当地鼠类共检测45只，其中黑线姬鼠39只、大仓鼠2只，褐家鼠1只、黄胸鼠3只。抗体阳性率28．89％(13/45），肺抗原阳性率35．56％（16／45），抗原抗体同时阳性6只，抗体阳性7只，抗原阳性10只，总感染率51．11％。黑线姬鼠，褐家鼠、黄胸鼠、大仓鼠均发现阳性。调查结果表明灾后人和鼠均向高处迁移，人与鼠接触密切，尤其主要传染源在鼠类中构成比高、密度大和带病毒率高，这是局部暴发流行的主要因素。本省其它重点灾区灾后鼠密度也相当高（表8－5）。野外鼠密度在14．17～53.66％之间，平均鼠密度27．82％，除个别点外绝大部分调查点的黑线姬鼠占70％以上；室内鼠密度在8．04～38．60％之间，平均鼠密度为16．4l％，而且在室内能捕到黑线姬鼠，该鼠类是当地流行性出血热的主要传染源。

表8-5 安徽省1991年洪涝灾害后重点灾区鼠密度调查结果